2011年，台灣勞工陣線出版了《崩世代：台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批判了在新自由主義下的各種問題，包括政府無度減稅的財團化趨勢、勞動市場彈性化下的長工時和低工資，以及激烈的人口結構危機，最終導致台灣青年必須要苦嚐「崩世代」的惡果！該書更嘗試提出「創新福利國家」的概念，希望喚醒更多人對這些問題的重視，獲得社會廣泛的回響，不僅成為2012年總統藍綠總統候選人回應的熱門議題，更獲得了金鼎獎的肯定。

然而，五年過去了，崩世代的問題非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持續惡化當中。理由很簡單，該書所揭露的問題，非但未見政府檢討並提出具體調整和改善的政策作為，反而變本加厲的盲目追求經濟自由化和勞動市場彈性化，在稅照減、債照舉、低工資和長工時，讓國家財政和勞動條件每況愈下，低薪的普遍化更把大部份的勞工壓得喘不過氣，首當其衝的就是廣大的青年勞工。

當前台灣青年的低薪問題，反映在失業率看似不高，但青年失業的比重卻高居不下。缺工諷刺地和低薪併存，更突顯了台灣血汗經濟模式的非典勞動的苦境。

※低薪是青年的「義務」和「宿命」嗎？

社會不乏對青年追求合理勞動條件的責備：草莓族、水蜜桃族、桑葚族、好高騖遠、眼高手低等，似乎低薪就應該是青年勞工的義務與宿命。政府官員也常不忘提醒青年，先求有、再求好，接受低薪的非典工作將會累積工作經驗，作為追求更好勞動條件的跳板。但事實卻並非如此，一昧的壓低工資，只是讓青年淪為職場中最弱勢的一群，尤其是低薪的問題。造成青年低薪問題原因相當多元，以下，本文就幾個面向，希望能夠拼湊青年低薪問題的圖像。

1. 掠奪、血汗模式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流思維

事實上，不只是青年勞工，低薪普遍化才是問題的癥結。2014年，「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堤（Thomas Piketty）來台訪問，一句「我不曉得這些GDP到哪去了？但我確定它肯定去了某些地方」，道盡了當前台灣勞工的集體焦慮。無獨有偶，前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Ben Bernanke）有同樣對於實質薪資不增反減感到驚訝，因為理論上經濟成長率比人口成長率高，實質薪資也應該隨之成長的結果並沒有在台灣出現。更早以前，富比士雜誌就報導了台灣的低薪競爭力問題，從2001年至2010年的實質勞動成本下滑4.5%，不僅比美國1.4%、日本1.2%高出甚多，同期間澳洲增長了7.5%，包括加拿大、德國、英國、南韓及新加坡都呈現成長。顯然，台灣血汗低薪問題不僅已是國內勞工活生生、血淋淋的生活寫照，更已經殘酷地獲得國際認證。根據主計處的統計，2015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平薪資為48,490元（經常性薪資加上獎金和加班費），較2014年成長2.52%，但卻有將近70%的勞工薪資低於四萬元。這其中，薪資三萬以下的大多為青年勞工。

2. 非典勞動日趨多元，侵蝕青年就業的穩定

「不穩定就業」（Precarious Work），已經成為侵蝕各國尊嚴勞動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全球工會組織對抗的重要課題，尤其是針對青年勞工，派遣、外包（含自然人承攬）及部份工時等非典型勞動，都是造成各國低薪的成因。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資本快速流動和自由貿易之下，世界的勞工都普遍面臨不穩定就業的威脅。數以億計的勞工處於失業狀態衝，不穩定就業的急速擴張更讓包括工資、工時等基本勞動條件每況愈下，影響的不只是勞工基本生活的問題，惡劣就業環境更大大削弱了工會集體談判的能力，讓尊嚴勞動這個理想更加遙不可及。

在台灣，不穩定就業的問題也日益嚴重，從勞工團體的統計數字顯示，無論是部份工時、派遣或外包等各種非典勞動在過去十年來都急速暴增，其中包括勞動派遣、自然人承攬，以及大量青年勞工投入的部份工時工作。其中，這幾年出現「部份工時全職化」（Full-Part Time）的現象，更是直接對青年勞工的剝削，成為雇主壓低工資的一種模式。然而，政府非但沒有提出任何有效的解決對策，更帶頭大量運用派遣勞工，甚至違法以去勞動關係的自然人承攬方式，讓勞工處境雪上加霜。另外，自2009年金融海嘯以後，「無薪假」問題成為台灣勞工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儼然已經成為台灣不穩定就業的一種常態形式。

3. 慢性窒息的基本工資，宣告台灣的低薪競爭力

近30年來，世界各國推動最低工資立法的立法蔚為風潮，一方面藉以提高基層勞工的所得，改善其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則是更合理分享經濟發展，並達到產業升級和優質就業的政策性目標。最低工資已經成為各國提高工資，改善勞工合理生活水準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回顧台灣基本工資的發展，過去30年來的過度壓抑，宣告低薪競爭的經濟模式，不僅讓台灣的薪資落後於主要競爭國家，更造成慢性窒息的低薪化。而從現行之「基本工資」為20,008元、時薪120元。過去，甚至曾有長達7年「凍漲」，直到2014年才終於勉強破20,000元大關，成為台灣低工資政策的力證，也直接衝擊青年的就業和薪資，也造成台灣青年勞工人才外流。

4. 不當的外勞政策，成為青年低薪的幫兇

2015年，勞動部委託學者研究，台灣聘僱大量外勞，雖不是造近年來勞工低薪的元兇，但至少是幫兇。其中，這份研究顯示僱用外勞占比愈高，壓抑本勞薪資水準，因此建議政府管制外勞總數，不應持續開放外勞。然而，回顧台灣外勞政策（或稱移工政策），從少量的「專案」到大量的「政策」，在資方的壓力之下，政府一再推陳出新的以各種名目擴大引進，似乎已成為補充國內「勞動力缺口」的惟一政策。事實上，外勞政策是一個不折不扣壓低人事成本的模式，當雇主依就服法以一定勞動條件在國內招募不果而缺工，在外勞引進以後卻只願意付出基本工資，造成外勞和本勞同工不同酬的剝削，甚至資方團體要求外勞工資與基本工資脫鉤從未間斷，更突顯了外勞政策低薪的本質。近年來，除了原有開放的產業與社福部門，農業和服務業也已突破限制準備引進，也是造成台灣低薪普遍化及青年低薪的結構原因之一。

※結論：落實公平經濟的實踐

5月20日，台灣將進入第三次政黨輪替的年代，政治上輪替了，但如果上述導致台灣低薪普遍化的血汗經濟模式仍然繼續，那可以預見的未來，問題只會更加的惡化。因此，期待新政府能夠記取教訓，以公平經濟的思維取代剝削勞工、掠奪資源的血汗經濟，才能夠解決台灣已經結構化的低薪問題。尤其嚴重的是，青年勞工面對的不只是當下低薪過勞的勞動，還包括國家財政和年金體系可能崩解的壓力，如何解決「崩世代」問題，是新任總統的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