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月，傳出宣教師郭大衛牧師（David Gelzer 1919-2016）在美國去世的消息。他是美國長老教會的牧師、宣教師與神學教育者，在1975到1984年在台南神學院任職。他在台灣教會受到迫害的時候，勇敢堅定地與台灣人站在一起，堅持公義，對學生和信徒的啓發甚多。他參與教會的文字工作，是讓台灣教會公報保持普世眼光的前輩之一。

 

投身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宣教工作

郭大衛牧師是瑞士巴賽爾人，出身瑞士改革宗的牧師家庭，他們家族枝葉繁茂，親戚當中有多位擔任牧職，也出了好幾位銀行家。1936年，他才十七歲時，離開瑞士的家庭網絡，獨自一人前往美國。在美國，這位年輕人學習著英文，努力自力更生。他像家族當中許多人一樣，選擇讀神學，讀得興味盎然。他一面做教會工作，一面在耶魯大學神學院進修博士學位。1946年，他還在寫博士論文時，就得到機會，到愛達荷學院教書。在愛達荷學院，郭大衛遇見了依利沙白（Elisabeth Bennet 1920–2014），兩人在1949年結婚，並一起成為美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師。1952年，他們被派往非洲，在喀麥隆的林巴巴神學院（Collège Évangélique de Libamba）教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原本被歐洲國家殖民的地區，人民紛紛起來獨立建國，脫離殖民統治，原本與殖民主義關聯甚深的基督教宣教工作，也得改變理念與方向，得深深反省，重新出發。宣教者不再是以高高在上的拯救者帶來福音，也不再與殖民政府站在一起，而是以耶穌的精神深入草根，傾聽底層人民的聲音，瞭解受壓迫的人民的文化。藉著與人民一起生活，藉著使人得自由的行動，讓福音在這片土地定根。

 

林巴巴這個地方，是喀麥隆反抗法國殖民政權，進行獨立運動的重鎮，武裝的衝突時常發生。在新成立的林巴巴神學院裡，郭大衛牧師夫婦從他們的學生那裡學習著看見人民的願望，看見從被殖民的狀態當中，要努力站起來，成為自立自主的國家的努力。

 

那是一個考驗傳統神學實踐的場域。一方面，基於公義的原則，以及聖經裡，上帝的子民要離開為奴之地、成為自由的人民的異象與經驗，他們支持喀麥隆的獨立建國。但另一方面，他們也要在基督教的信仰裡，堅持非暴力的和平原則。他們曾把廚房借給反抗軍藏火藥，然後把這些火藥偷偷地丟到河裡。

 

1960年，郭大衛夫婦轉至喀麥隆首都雅溫德，在雅溫德神學院服務。除了教書和牧養之外，郭大衛還主持電台節目、擔任監獄教誨師等，全方位地在ㄧ個新成立的國家裡，成為人民的教育者。這個與受壓迫的人民一起奮鬥的經驗，成為郭大衛的神學工作非常重要的元素。

 

當他返回美國述職時，他也熱切地支持當時風起雲湧的非洲裔美國人的人權運動。在宣教區所形成的神學實踐，他也在自己的本土進行著。

 

以這樣的神學理念，郭大衛投入普世教會的神學討論，參與世界改革宗聯盟與普世教會協會。後來在台灣工作時，他也盡力幫助台灣教會更瞭解普世精神。

 

來到為民主與人權奮戰的台灣

1974年，郭大衛結束了在喀麥隆雅溫德神學院的服事，隔年，就被派至台灣，支援台南神學院的教學。他和牧師娘依利沙白並沒有學習台語或中文，因為一開始的計畫，只是要待上兩年，在學院裡用英文教學即可。沒想到，他們在台南神學院服事了十年，經歷了台灣與美國斷交、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的發表、美麗島事件、高俊明牧師被捕、林宅血案、義光教會成立等等影響教會與台灣的重大事件。身為一位宣教師，他沒有躲在清高的屬靈世界裡，反而不顧自己的安危，全心全意陪伴、扶持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走過被誤解、中傷、圍困的年代。

 

郭大衛牧師雖然沒有學習台文與中文，但是他還是盡全力瞭解當時台灣的處境與社會現況。以他對人權議題的敏銳觸角，和對公義的熱情，很快地，他就發現，被共產政權打敗而來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雖對外宣稱自己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權，其實和中國的共產專制相去不遠。他看到工人的勞力怎樣被剝削、土地怎樣被污染、「台灣人」身份認同怎樣在各方面受到打壓。

 

當教會站出來，要求政府以整體台灣住民的利益為前提思考台灣前途，不要被大中國思維限制時，教會受到逼迫。當教會以台灣人自己的語言聚會、翻譯聖經、發行雜誌，政府就以教會不肯遵行「國語政策」，而不斷對教會施壓，不准發行母語聖經。當基督徒站出來，把工人組織起來，或是參與反污染的抗爭時，就會被質疑沒有謹守宗教人的份際，沒有「讓該撒的歸給該撒」。

 

這就是郭大衛牧師所看見的，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的台灣。基於這樣的看見，他在神學的教學上，努力辨明基督徒的社會責任，討論結構性的罪，宣揚上帝國的公義，在當時非常具有啓發性。據他的學生說，他上課內容的筆記，在他們後來至美國進修時，還能成為有用的參考資料，顯然地，他的神學反省非常跟得上時代。

 

在窗口眺望世界

1983年開始，郭大衛牧師在《台灣教會公報》開始了「窗口眺望」專欄，把普世教會的關懷帶給台灣的基督徒。他都是用英文寫作，再由同工翻譯成中文。今日再次翻閱這些文章，還是覺得非常有勁。內容精彩，幽默而銳利，有好幾篇的中文翻譯流暢美麗。

 

這個專欄是由他開始的，專欄的名字也是由他發想的。說到窗戶，他說，有窗戶，才能讓陽光與空氣進室內，讓人不至於在黑暗中摸索，也不至於窒息。「新鮮的空氣和溫潤的陽光將使我們在日常忙碌的生活中，可以更用心關注世界眾教會。」

 

更有趣的是，他提到使徒行傳裡記載的少年猶推古，怎樣坐在窗口聽講聽到睡著，以至於跌到樓下昏死。他說：「所以，坐在窗口打盹是很危險的，我們必須時刻儆醒。」他也提到：「坐在窗口能讓別人看見你，就像你在看別人一樣。這樣使我們遠離了自我中心的境界，使我們也能關懷遠近的鄰居們。」

 

80年代在美麗島軍法大審的陰影下開始，高俊明牧師與幾位傳道人受牽連，當時國民黨政府對長老教會一直存在著敵意，許多人也許因此覺得教會最好低調求生。但是「窗口眺望」專欄，還是常常相當直接地指出威權政府對人權的殘害，憤怒地責備「國語政策」。郭大衛更不容情地批判當時和中華民國政府非常要好的南非種族隔離主義的政權，用富詩意的方式聲援屠圖主教與反抗種族主義的波沙克牧師(Allan Boesak)。

 

有一篇名為「不用手的人民？」，談的是香港即將被交還給中國的事確定之後，香港人心惶惶，股市崩盤。郭大衛幽默地說，香港人為何只會用「腳」移民逃走，卻不曉得要用「手」來投票，改變香港的處境：「香港人民可曾想過他們的人權是什麼？他們只期待英國政府能達成一項香港生活方式不變的協議？他們只盼望對香港負有特殊責任的英國政府決意竭盡所能來維護香港住民的福祉？倘若這一切都落空，香港人民只能再一次用腳走掉、揚帆而去？香港人民不能用『手』來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社會、家園？香港人民若只會用腳，上帝的『手』會願意做什麼？」

 

在文末，他也期待台灣人民知道如何用「手」來開創屬於自己的未來。這個提醒，到今天讀來，還是如雷貫耳。不管是已經在中國手中的香港，還是看似走入民主化的台灣，願意與上帝同工，動手開創公義與平等社會的人民，都還是少數。

 

1983年，菲律賓的人民正在反抗馬可仕政權，而非洲的奈及利亞正在驅逐經濟難民，美國正在拉丁美洲扶持軍事獨裁政權。「窗口」讓台灣人看到世界各地人民所受的壓迫，與爭取人權的努力。也讓我們看見福音的關懷，在不同的文化、政治、經濟的結構裡，怎樣具體地呈現出來。

 

透過郭大衛牧師的觀察，更讓我們注意到美國的右派對「普世教會」的惡意中傷與打壓。而國民黨政權怎樣跟著美國右派的宣傳起舞，怎樣用金錢揖助「宋能爾佈道會」等與美國右派和國民黨政府結連的宗教活動！有好多篇「窗口」都在闡明「普世教會運動」在公義與人權的關懷上的基本精神，憤怒地譴責美國宗教右派的一些謊言。在那些很誠摯又幽默的文章裡，可以看到這位有著普世精神的宣教師燃燒著的熱情與光芒。

 

台灣教會公報社的「人光出版社」曾經將1983-1984年的專欄文章集結成集，書名就叫《窗口眺望》。這本書沒有寫明作者與譯者是誰，可能是當時的情勢緊張。那時，長老教會受到各界的壓力與批評，高俊明牧師還在牢裡，台灣有一點像喬治歐威爾筆下，被「老大哥」牢牢控制著的沈鬱世界。

 

1984年，郭大衛牧師夫婦的簽證到期，提出新的簽證申請，結果，中華民國政府不准他們延簽。他們就像其他熱心地在台灣服事，為台灣人民發聲的新教宣教師、天主教修士與神父一樣，在沒有準備心的情況下被逐。他們夫婦只好再到喀麥隆服事。退休後回到美國，投入替美國長老教會整理史料的工作。

 

在一段口述回憶的影片裡，郭大衛牧師說起在台灣的種種，還是充滿光與熱。

 

他們一直關心台灣，北美洲台灣基督徒的集會裡，也常看到郭大衛牧師夫婦的身影。他們也關心世界各地的人權狀況，以行動實踐神學，郭大衛還曾經為了反種族隔離，在華盛頓DC的南非大使館前面示威，而被逮捕過。

 

以神學實踐來紀念他

2016年2月23日，在台南神學院的開學禮拜裡，有一個短短的儀式，紀念郭大衛牧師。陳主顯牧師回憶他們一起在美麗島的風暴時期一起同工的經驗。他回憶說：負責教導系統神學與歷史的郭大衛牧師，治學嚴謹，律己甚嚴，對待學生，卻很慈愛寬容。他並沒有學習台語，上課都是用英文，再透過翻譯與學生溝通。但是這並不阻礙他深入瞭解、關懷台灣的人權議題。他是個高舉人權，伸張公義的神學人。也因為他對台灣人「自己決定自己前途」的基本人權的捍衛，讓他入了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

 

陳主顯牧師回憶，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台南神學院的老師與校友，因為之前就已經參與許多民主運動，而成為被逮捕的對象，一時風聲鶴唳，許多人都躲了起來，暫避風頭。在主導神學理念的人們都暫時禁聲的時候，郭大衛牧師出來主張，這個時刻，神學院一定要發表一篇立場說明文，讓各教會知道，我們為何關懷民主運動？我們怎麼看待在「人權日」那日所發生的事？這篇立場說明文，後來由陳主顯牧師執筆，由郭大衛牧師與陳主顯牧師具名，發表在台灣教會公報上。這個在人心惶惶的時刻，願意具名負責的風骨，現在回想起來，格外有意義。

 

禮拜中，王崇堯牧師也在他的講道中回憶起郭大衛牧師在「系統神學」的期末考時口試他的題目：「什麼是集體的罪？它帶來怎樣的苦難？我們要怎樣做，來與這個集體之罪對抗？」王牧師說，這個題目，到現在他都還努力在思考，在實踐中尋求更進一步的答案。

 

郭大衛牧師曾用很明澈的眼光，在台灣民主化時艱苦奮鬥的時期，啓發著年輕的基督徒，嚴謹認真地讀經、檢驗傳統教義，準備到這片土地每個艱苦的角落，為受苦的群眾發出聲音。他與他的同工所奠基的神學與信仰的實踐，如今在一個新的時代受著新的風暴衝擊著。

 

在台灣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始的時候，感謝這位老人家過去對台灣的陪伴。感謝上帝過去藉著許多眼界開闊的基督徒，忠誠地以福音精神為這地求公義。我們這一代的基督徒，也要更嚴謹認真地堅守時代良知的角色。

 

郭大衛（David Gelzer ）小檔案

1919  10月7日出生於瑞士的巴賽爾。

 

1936  前往美國求學。

 

1946  任教於美國愛達荷神學院，並於耶魯大學撰寫博士論文。

 

1949  與Elisabeth Bennet（郭緯麗）結婚，並一起成為美國長老教會海外宣教師。

 

1952  夫婦受派非洲喀麥隆，任教於林巴巴神學院。

 

1960  轉至喀麥隆首都的雅溫德神學院任教。

 

1975  受派至台灣的台南神學院。

 

1983  在《台灣教會公報》開始了「窗口眺望」專欄。

 

1984  因關心民主政治和人權問題，留台簽證延長被拒。

 

1985  再往喀麥隆工作。退休後返回美國。

 

1994  台南神學院頒贈榮譽神學博士。

 

2014  妻Elisabeth（郭緯麗）去世。

 

2016  1月23日 於美國家中去世，享年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