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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期 魔鬼或上帝?——基督徒看生物複製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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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 |
| 生物醫學科技進展的省思——談複製人與人的行為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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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冠宇
(現為台北市立療養院醫師、精神科與內科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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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可以複製「人」嗎？
在動物的複製已經成為事實的當代，「複製人」似乎成為下一個人類科技突破的重要里程碑。但是，人可以複製嗎？
在複製人的觀念裡，似乎只要「副本人」擁有「正本人」完全相同的基因，我們就相信複製成功了。但是，基因相同就代表人相同嗎？試想，若是希特勒真的被複製，然後成長於今天的台灣，他會成為六百萬猶太人的終結者，並且發動另一場世界大戰嗎？若是他成長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家庭與完全不同的社會背景，也許他那種偏執的個性並不會被培養出來也說不定，更何況他那吸引二十世紀初期日爾曼民族的偏執想法，對於今天生長在台灣的群眾，也許根本毫不起作用。這樣的舉例，就是要凸顯一個重點：人不只是基因的產物。
就好像電腦的硬體與軟體，人的基因與人的肉體就是硬體，後天的成長經驗與學習，則儲存了軟體。相同硬體的電腦，若是灌進不同的軟體，兩個電腦的用途就會大不相同。同樣地，一個「複製人」成長於不同的時空，即使基因完全相同，也不會成為與「原版人」完全相同的人。人之與動物不同，就在於人的裡面有許多不是基因可以完全決定的思想、感覺與記憶等。
自古以來，人們就發現，童年的成長背景和先天的體質共同決定了一個人成年後的身心狀態；近百年來心理學的發展，則更精細的描述童年的心理成長歷程，也證實了上述古老的假設。我們的生活經驗更指出，人的獨特性，除了基因組合的差異外，每個人獨一無二的成長經驗是很重要的因素。在認識人的時候，我們通常很少注意到每個人除了長相以外的基因表現，倒是較常去問到他的出身背景、教育程度、家庭狀況、居住地等與基因無關的資料。所以，每個人都有「生物、心理、社會、靈性」多層面的特性，這些特性只有生物層面的特性是大多由基因所決定。即使人的生物特性，也有許多取決於環境，例如：童年的營養、衛生狀況等深深影響基因的表現。
因此，筆者認為，複製基因也許是可能的，但是要複製一個在生物、心理、社會、靈性各方面完全相同的個體，是絕無可能的。這樣的事實，也提醒我們，在生物科技當道的現代，人在生物特性以外的特質，包括一個人的個性、創造力、人生經驗等，和個人的基因組合一樣，都是每個人最獨特的資產，而這些非生物特性的個人資產是完全不能被複製，在歷史上絕無僅有的。
馬太福音十章30節，耶穌說：「至於你們，連你們的頭髮也都數過了。所以，不要怕，你們比許多麻雀要貴重的多了！」我們難道不該好好尊重我們自己嗎？
自由或命定？責任或無奈？
近幾年生物精神醫學的研究，讓我們對於人類心智活動與行為控制的理解更為深入。許多的犯罪學研究發現，經常有暴力行為的罪犯，有一些生物學上的特徵，如：腦的額葉（frontal lobe，大腦前三分之一）體積較小，功能較低；他們的腦脊髓液內的血清素（serotonin）濃度較平常人低。人類的大腦與其他動物相比，最明顯的特徵是有特別龐大的額葉，而人類許多的特徵，如：抽象思考，對於本能的衝動可以根據情境加以節制等功能，大多都與額葉有關，也難怪那些額葉有缺損的人，衝動控制不佳，經常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另外，血清素是腦內重要的神經傳導物質，它與人的情緒和衝動控制關係密切，許多的抗憂鬱藥物，例如著名的百憂解（Prozac），其治療憂鬱症的機轉，就是能夠提高患者腦內神經傳導路徑上的血清素濃度。所以，腦內血清素濃度不足，除了會引起憂鬱症外，也可能是一部分罪犯經常有暴力行為的重要原因。這樣的發現，不禁讓我們好奇的問：人能夠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到什麼程度？若是人的行為取決於腦的結構或功能，那我們處罰罪犯，或是要教化他們不是沒有意義嗎？更進一步思考，如果一個人因為天生就會作姦犯科，我們就將他處死，當然除去社會的大害；可是他有這樣的體質，又不是他所願意的，也不是他能自己決定的，我們處罰他不是太殘忍了嗎？
除了罪犯研究以外，近幾十年來生物精神醫學的進展，更指出許多人的特質可能也是先天決定的。例如：在《人人有怪癖》這本書中（註），身為精神科教授的作者，認為許多人個性上的弱點，如：不快樂、過度興奮、易怒、注意力不足、自閉或神經質等，都具有生物學上的原因。他更主張，對於這些惱人的特質，其實可以依靠藥物或生活習慣的調整來改善。這也引起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人應該藉著藥物去改善自己的個性缺陷嗎？上述的相同問題也會發生：如果是先天決定的，人能為自己的情緒和行為負責嗎？
長久以來，我們都相信，除了未成年或是因為生病而失去理智外，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是當代精神醫學的發展，擴充了病態的定義，上述罪犯的反社會性人格以及一般大眾的個性缺陷，似乎通通都算病態，是當事者無法負責，且需要加以治療的。這種在目前仍屬極端的看法，在未來數十年中，因為生物科技的進展，以及人類基因功能的澄清，而可能成為主流意見。到時候，人們對於行為責任的概念可能要大加修正了。身為基督徒，我們怎麼看待這樣的發展呢？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醫學進展對人類的貢獻。許多的病，在過去被認為是道德的問題（例如：精神病），或是個人衛生的問題（例如：痲瘋病在台語仍被稱為「胎割」病），今天我們知道並非如此，這些問題就是一種病、一種不幸，這與天災或意外所導致的傷害一樣。這樣的觀念，除去許多病人以及其家屬的心理桎梏，也讓那些需要治療的人不再感到羞恥，願意接受有效的治療。精神醫學的進步若是能夠改善那些經常犯罪者的行為模式，對於他們自己和對於整個社會都是好事。治療若能改善人的性格弱點，讓人能夠更不受牽絆地生活、貢獻能力，這應當是上帝所祝福的。
在這樣的思維下，我們仍要去思考自由和責任的問題：什麼是我們可以自由決定，而需自行負責的？什麼又是我們無法決定，並且要學習去接納的？又有哪些是我們無法自控，但能透過藥物或特別的治療加以改進的？這樣的治療是必要的嗎？如果不治療明顯會危害社會公益，當事者能夠拒絕治療嗎？
在基督信仰中，我們相信人具有上帝的形象，是自由的，可以為自己負責的；但同時我們相信，人是受造物，是有限的。過去也許我們相信人的自由是很大的，但是生物精神醫學也許有一天會告訴我們，我們大多數自認為自由意志的決定，常常可能是很多生物性反應的最終結果，其實我們能夠自由決定的很少。這個問題，目前只能算是假設，但是，若是有一天事實證明是如此，我們該如何去面對這個事實呢？讓我們以敬畏的心去迎接科技所帶給我們這個新的信仰挑戰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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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John J. Ratey與Catherine Johnson合箸，吳壽齡、林睦鳥、林春枝譯，台北：遠流出版公司（大眾心理學220），1999年5月1日，初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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