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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期 大專工作與地方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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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生活 |
「魔都」上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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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以勒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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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拍片全記錄第三部 Vol.13 說著政治、主權爭議與自己無關的,多出兩次國,想法或許會開始調整。
本來「主權」就是拿來區別自己與其他人的不同,所以一輩子不會接觸外國人,一輩子不出國也沒接觸外文及其他國家文化的人,真的,可以不用去理會台灣主權的問題。否則,這就不只是存在於政治的範疇,而是每個人日常生活裡會碰到的矛盾與困擾。
之所以在一開始談這個,是因為結束一個禮拜「返鄉探親」的生活,準備搭機前往上海,進行外景的作業。要進入中國,得要先辦「呆胞證」,對我而言是個侮辱,自己外交部發的護照不能被承認,是件很羞恥的狀況(不過大家似乎早就接受現狀了,包括現在的自己,似乎時間一久,很容易就妥協了)。這種不舒服的感覺,比起1997年7月之前,拿著藍色的港簽進出香港還令人不快。
當然還是要經過香港轉機到當時上海的虹橋機場。說來幸運,1997年2月,香港歸還中國之前,拿到了港簽經由啟德機場進入香港,得以一窺英治下的香港。五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取代了皇家警察在機場的安全維護,再過一年被美國建築界評選為20世紀十大建築的赤臘角國際機場也使啟德機場走入歷史。而同年7月,我從上海唯一的虹橋國際機場踏上中國的土地,而現在為了因應外商貿易需要,國際線逐漸東移至浦東機場,而連接浦東與市中心的磁浮列車,也將在今年正式營運。虹橋開始次第的減少國際航班,成為國內機場。現在想來,能夠經歷這些歷史轉變前的世界一貌,實在值得懷念、感恩。
回到正題來,在飛機即將降落在機場前,照例必須填一張外籍旅客入境登記卡,我還記得在填寫國籍那一攔,子強就出了狀況,他在那裡寫下中華民國四個字,可是這四個字會被判定為「中國籍」,而非「台灣籍」,而我們兩個可是拿著「呆胞證」的台灣人,只得依照規定寫上「台灣地區」。我則只寫「台灣」二字,好在海關也沒多刁難什麼。
一個人如果硬是被講成別人的一部分,自己還不以為意的話,那也沒什麼好說的了。
Vol.14 幕前與幕後、演藝人員與工作人員、光鮮與苦幹; 我的心情與價值判斷,在現實的社會裡不斷徘徊。
到了上海,下榻在上海Holiday Inn,每個演員的個人房間裡有兩張雙人床、三張桌子(書桌、化妝桌、聊天桌),浴室內還有電話的那種高級房間。與之前住在日本的商務旅館裡的感覺完全不同,之後回台灣才聽說Holiday Inn其實是還蠻平價的旅館,不過卻也是我住過最豪華的享受了。每天飯店裡的早餐中式日式法式德式美式……應有盡有,吃都吃不完。由於我在上海的戲份不多,常常有機會到外邊去玩,仗著語言不是大問題,偶爾會花個一整天,四處亂逛刻意迷路,到了傍晚才坐Taxi回家。
人稱上海為「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上百年來急遽發展的上海,至今仍未停下腳步,在同一個城市裡同時包含了最古老與最現代的樣貌,走在上海街道上,可以看見高聳的百貨大樓旁竟是石土和的泥牆建築,不遠處還有傳統的「百貨行」。上班族講著手機路過公共家用電話(就是以前台灣鄉下一個村落只有一支電話,要打電話還要進到人家家裡講)的那種景象。柏油路與黃土路交成的十字路口……。進步得太快以致於同時存在極為多樣的地貌與生活狀況,實在令人咋舌。
回到飯店,納悶著除了知道少數幾個演員的房間號碼以外(主角們住在不同樓層,說不定房間更豪華),怎麼都沒看見劇組工作人員?在飯店早餐時間也只看過少數演員與導演、製作人。一問之下,才知道多數的工作人員並不住在Holiday Inn,而是另外住在更為便宜的飯店裡。相較於每個演員寬敞的大套房,多數的工作人員住在好幾個人一間的通鋪裡,大廳不像大廳以外,連走路玄關的寬度都只剩下Holiday Inn 的三分之一。
常常會聽到一種好聽話,一支片子的成功是靠所有工作人員的努力而完成的,每個人都是其中的螺絲釘。然而事實上螺絲釘不見了,很輕易就能換其他的螺絲,若是昂貴的晶片組壞掉了,整台機器就報銷了。很現實的狀況是,能夠吸金的幕前明星,與勞心勞力的幕後工作人員,待遇是截然不同的,
Vol.15 心理準備無疑是重要的,不論在準備面對新鮮事物,或著準備回歸正常生活; 回頭來看自己這段歷程,上帝藉由與眾不同的經驗,給了我好多好多的成長。
其實在上海我記得自己只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景,印象中那是借用上海郊區老舊的民宅來拍攝,劇組與民宅主人商借的時間到晚上十點(人家總得整理房子,晚上要睡覺吧!),結果前面的進度遲了,而當天最後一幕則是我的部分。輪到我的時候,已經接近十點鐘,導演要求我一次OK,卻反而增加了我心理的壓力。那場戲幾乎是我一鏡到底中台詞最多的一場,除了走位要越過兩個房間,台詞還必須一次講完。結果呢,當然是NG了。一次是台詞記不牢,一次是走位沒有走到定點。那種一百個工作人員成就自己一個人,而自己的錯誤會影響所有人(還包括可憐的民宅主人)的感覺,壓力實在很大。
在Vol.12裡提到過,每個演員拍片的最後一幕結束後,所有工作人員會暫停手邊工作,一起感謝演員的付出,同時還可能有獻花、拍照等的活動。我已經不記得自己最後一幕是拍什麼了,不過對於大家停下一切工作,聚集在一起,為我送行,場面是很感動的。子強則因為還有不少景需要拍攝,於是我是一個人坐飛機從上海經香港飛回台北。
還記得從桃園到松山機場,準備飛回台南時,松山機場復興航空的櫃臺小姐告訴我,趕不及正要起飛的班機,只能買下一個時段。我便在機場商店裡閒逛,過了十分鐘,突然廣播我的名字,要我儘速登機,我才發現我的登機證上是十分鐘前應該起飛的班機。我急忙跑到登機門,復興航空的地勤人員很不客氣的訓了我一頓,我只擔心自己托運的行李能否趕上這個班機。事實證明,台北的地勤人員是錯的,她們一再保證沒問題後,我才放心登機。結果到了台南,才發現果然我的行李不在這班機上,在機場乾等一個小時,晚間九點多才拿到自己貼著「虹橋機場」的大行李箱。
我一個人的外出旅行,就從台南航空站地勤人員手中接過這個深綠色的行李箱後,劃上了句點。套句我們教會牧師的話,這段旅程,即使就當作是培養國際觀,都是很值得的。我不是個想朝演藝圈發展的孩子,尤其是在接觸之後,更是如此覺得,我只是單純的想試試自己有辦法做到什麼地步。在這段期間,最需要感謝老爸的諒解與支持,事後跟朋友聊起,大家最羨慕的,不是我的經歷,而是能促成我完成自己夢想的老爸。
由於確定休學的情況,我回到台灣後還有半年的休息時間,也接受建議到公報社編輯部全職打工。在這半年期間,認識了很多朋友,學到了很多技巧,同時也更加開闊自己的視野。不過這又是另一段傳說的開始了,關於日本、上海以及一位17歲少年的故事,已經說得太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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