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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期 鄉土語言衝擊下的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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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教會人物檔案 |
| 變與不變的基督徒知識分子——蔡培火的信心與憂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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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佩蓉
(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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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丈夫在世光明磊落，權和利都可以相讓不計較，唯獨那種黑白不分，將假作真，將歹作好，致使人心紛亂的事，唉呀！這是斷斷當計較的。」——蔡培火
變動的世代，變動的身分
基督徒和知識分子二身分兼具的蔡培火（1889-1982年），是個很有活力的人。1889年出生在雲林北斗，七歲時因抗日的亡父之故，日軍追捕其兄，母親舉家遷至在中國福建石湖躲避，爾後母親投資失敗再度舉家回台，從而過著困苦的生活。雖然如此，蔡培火仍在母親盡力栽培下，於1910年自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首先被分發到岡山公學校，然後到台南第二公學校（後改制名為立人國小）執教（1912-1915年），從此開始接觸了左右派的抗日前輩如林獻堂，影響了後輩如林占鰲（台南興文齋書店主人）等學生，往後在文化運動上，這些學生受蔡培火的牽引而成為中堅的抗日分子。
這位跨越二次大戰的抗日知識分子於戰後所呈現的形象，多半穿著一襲長衫，飄著兩道白鬍，掛著一副黑框眼鏡，奔走在政府機關、文教機構之間，他曾是中華民國行憲第一屆的立法委員，陳誠內閣的行政院政務委員、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兼台灣省分會長、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今真理大學）董事長。這些資歷呈現蔡培火在政壇及文教上的活動力，因戰後隨即加入中國國民黨，表態支持三民主義，擁護政府接收台灣，論者謂其因此「官運亨通」；「成為國民黨籠絡台灣人的象徵」，這般的描述語詞彷彿將蔡培火這樣的人以及所做的事都定位了，然如果能自日治時期開始認識蔡培火——自言為「一不願就業而奔走台灣全島或日台間放浪之徒」，無固定的工作與收入，偶爾以微薄的薪資暫且安妥家庭，留學以及生活的開銷多由林獻堂等資本家朋友贊助，他所從事的文化抗日活動、台灣白話字運動、爭取在台發行報紙、台灣議會設置的權利、反日府在台發放鴉片煙牌、周旋於日本官員及知識分子之間、企圖謀求台日、中日的和平、因著信仰堅持基督福音事工、待人接物皆自求也要求他人堅守聖潔之品格等等，這些連結著許多不同片斷的歷史，在在呈現了不同面貌的蔡培火。而他性情中的孤傲與堅持，使得一路相陪走來的政治運動同志者顯少不被他批評的，相對許多的蜚短流長也像流彈般時時中傷他，關於人事關係的失望與失敗，蔡培火總不浪費過多的時間憂心沮喪，縱使面臨如「搥胸獨悶無法寧靜」般的痛苦，也能因著信仰而獲得「為萬人的罪過，主耶穌已經甘受十字架的苦，若是由我吃虧受冤枉，公家的事業才能成就，我豈可避開？」信仰的力量是這樣支撐著蔡培火實踐社會改革的生命，歷經時局的變動、專制政權的輪替。
不變的理想——白話字運動的生命歷程及對當今母語運動的影響
開始研讀蔡培火的日記及相關作品之後，始終為著一個問題困惑著：是什麼樣的原因以及動力，促使這位橫跨兩個集權／殖民政權的知識分子，自始至終都將台灣白話字運動作為生命的延續而持續的奮鬥著？「本人十三、四歲的時候，家兄住台南讀書，當時本人還不能使用日文寫信，漢文更是不用說，彼此不能通訊感覺萬般困難。家兄乃在台南由基督教會方面，學得羅馬式白話字，在夏季放假的幾天工夫，便將他所學的白話字傳授給我，嗣後彼此之間的音信，即自由自在做通了。」蔡培火始終將兄長教授羅馬字的經驗作為在普羅大眾中推行台灣白話文運動的起始，表面上看似一個生命中單純的記憶，卻足以讓蔡培火用盡一生的時間。其白話字運動的生命歷程，共有三個階段：
1.羅馬式台灣白話字的提倡：起於1914年左右
2.假名式台灣白話字的創造：起於1931年左右
3.「國語」（北京語）注音符號的拼寫：起於1948年左右
日治時期的二階段也是蔡培火頗具特色且獨到的巧妙抗日方式，首先他趁著1914年日人板垣退助來台籌組「同化會」，以推動羅馬字運動來普及台灣人教育為條件加入。這是他生命中開始因著推動台灣白話字與日人溝通與斡旋，並於1925年自我實踐，以台灣羅馬字書寫，台灣白話文為音讀，著成《十項管見》一書，自任發行人，家宅作發行處，由台南新樓冊房（即現在的台南新樓書房）印製，是為台灣第一部福佬散文集，後於2000年由董芳苑牧師以漢字譯述。蔡培火推動白話字的用心在《十項管見》中表露無疑，按其〈頭序〉裡所說的，他最憂心的是台灣普遍的大眾腦袋裡沒有「學問」，認為這是一件比沒有東西吃還要嚴重的事，而缺乏學問也讓眾人的精神頹廢。1931年他接受前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的建議，「怎樣不來寫台灣話？……又說我主張用台灣話教育台灣人他是不反對，但是如果一定要用羅馬字他就大大反對，因為用羅馬字會使國內的文字更加複雜。」蔡培火參考其建議，經過一段時間研究後，以日本假名為樣本，創造了一套利用日語五十音假名拼音再加借用中國發音符號的新式白話字，除了在一直持續的講習會中宣導外，也不辭辛勞的奔波於日台之間，進入日本總督府各部官員進行說解。戰爭末期，蔡培火透過推動台灣羅馬字、日本假名標記台灣白話文，皆是強化語言文字的實用性，也在不觸犯日本總督府的「國語」推行政策之下，策略性的將日語視為只是維持近代生活的一種道具或是記號，而將台灣白話字形塑成社會普遍大眾走向文明與近代的重要媒介。蔡培火的台灣白話字運動，在宣傳上前後更換了白話字、閩南語等名稱，以及三種標音方式，透過他高明的溝通手腕，一次又一次的與統治者協商，卻在擔任中國國民黨的行政官員，如此接近執政核心的景況下挫敗了：「白話字運動是我最基本的心願，遠在民國三年（1914年，日本大正三年）我參加板垣退伯爵的同化會時，就以普及白話文為入會之條件……光復後無日忘記推行，直到現在只能做到著作的預備工作（現已八十五歲）……今在自己的國家，尤其是在自己所屬的政黨執政之時，我不能也不可用鬥爭的方式進行。」於是，這樣仰賴日本總督府和國民黨政府來推動台灣白話字的企圖，都因著統治者尊崇「國語」（日本語、北京語），不顧慮著台灣人的感情及生活環境之下，失敗了。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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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共七冊，台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年。
2.李毓嵐，〈蔡培火與台灣白話字運動〉，《近代中國》155期，2003年9月，頁23-47。
3.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新樓，196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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