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不能抹滅藝術的可能性;相反地,真相需要藉藝術來傳達,以激起我們作為證人的良知。」--費修珊(Shoshana Felman),《見證的危機》
「藝術家」哭了。「藝術家」游文富先生是誰,台灣民眾可能不大認識,但是在他設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美化情報頭子汪希苓的「藝術」作品「牆外」被受難者家屬破壞後,他一哭成名,責怪政治介入藝術。令人心寒的不是只有文建會面對衝突的迴避卸責,在更多的輿論中,看見仍有不少人大加撻伐過去的政治犯與受難者家屬破壞「藝術作品」的行為,說他們犯法,他們的破壞行為播送到家裡的電視機,「令人不可不可不可忍受」(註1)。
另一群藝術家在游文富作品被破壞後,跳出來要文建會主委盛治仁硬起來,策展人胡永芬這樣問:「請問你們保護的政治犯,是人權份子,還是藝術家?」長期關心政治受難者的作家林世煜,在他發表在部落格的文章中說「哪會安呢」(註2)。「哪會安呢」,這是全台灣人的共同的反應。這端快樂的藝術家不懂作品為什麼被破壞,那端憤怒的受難者與,更是訝異於藝術創作者的天真純潔。
「哪會安呢?」我也有同樣的疑問。這疑問,要從一個逛書店的經驗說起。
兩蔣商品化 鄙視歷史
這兩年來,誠品書店出現了一櫃商品,是以蔣介石與蔣經國的頭像為基礎所創作出來的。這些商品包括T-shirt、公仔、馬克杯等等,不可否認地,設計感十足。其中,一件以蔣介石的頭像為底圖設計的T-shirt,仿作普普藝術大師Andy Warhol的毛澤東、瑪莉連夢露的大頭照絹印,多樣色塊拼貼,熟悉的老蔣依舊「笑容可掬」。看到這樣的商品,我覺得很不舒服,畢竟在我的認知裡,這位威權統治者的歷史定位,在我們的社會脈絡裡,仍然沒有經過縝密細膩的反省批判。
或許這些兩蔣系列商品,就像是Andy Warhol自己所說的,「不要往深處想,我就在最表面的地方,背後沒有東西了。」但這些商品,那些T-shirt、馬克杯,筆記本與裝可愛的公仔,背後是否就沒有東西了?我取出相機,想要紀錄這個荒唐的,又令人一時不知怎麼回應的專櫃。但誠品書店的店員連忙制止,說這裡頭禁止拍照。迅速地照了兩張後,我收斂起憤怒與困窘,也把相機收了起來。往後我每次經過那個專櫃,仍無法遏止內心的憤怒。
試著分析這種憤怒,並不只是因為對歷史人物定位的不同意見使然(若是,那我經過書店歷史區,應該也會有同樣的反應吧),而是發現我們置身於一種奇特的文化氛圍,在這個氛圍裡頭,似乎沒什麼人能夠直接否定那種設計精美的商品。因為那畢竟是商品,要買不買隨你,即使那就如Warhol的自我解嘲:「我是超級膚淺的」。
那憤怒也不只是因為威權象徵的商品化,還有一個原因是--不能拍照。膚淺的商品擺在以資產階級為主要消費族群的漂亮書店裡,一切看起來都如此美好。消費者會因為設計小物而感到驚喜,覺得設計者聰明、調皮,這些可愛的商品高貴又討喜;可是,不能拍照。這意味著仍有某種權力運作其中,無關對商品的好惡,而是對歷史的徹底鄙視、以及商業價值的無限上綱。
「哪會阿呢?」我搖頭嘆息走過專櫃,心想,跟我一樣搖頭嘆息的人有多少呢?如果,路過專櫃的人,是蔣政權下的受難者與家屬呢?
「愛蔣」幕後大有文章
過了一段時間再去逛誠品時,又有了更令人倒抽一口氣的發現。那些兩蔣商品不但變得更豐富了,還有了註冊商標。大紅色書寫體的"Love Chiang"(愛蔣)與書法印刻,以及蔣介石與宋美齡的黑白生活照。這些照片彰顯著老蔣與蔣夫人的雍容華貴,也明示後人對蔣的愛戴。趕緊回家google,不出所料,原來這一系列商品出自著名的設計品牌--老蔣的曾孫蔣友柏開的「橙果」。設計者是板橋林家後代林知延。幕後主導是誰?桃園縣政府是也。
一切都那麼令人感到「哪會阿呢?」這些仿作普普藝術的創作,背後真是大有文章。
桃園縣政府是收容老蔣銅像最不遺餘力的地方政府(當時的縣長朱立倫現在更高升為行政院副院長,被視為馬英九接班人),當2000年後,全台興起一股去蔣風潮,桃園縣政府卻把全台灣各地廢棄的老蔣銅像,照單全收,並且美化兩蔣「文化園區」裡頭,每尊銅像如何被「捐」至桃園大溪的過程,極盡穿鑿附會。譬如:「眾人難忍蔣公銅像日夜酷曬雨淋,幾番思量後,決議捐至大溪,以全美事」。當年高雄文化中心的那尊巨大座像,被大卸拆解後來到大溪,以「傷痕.重生」命名重新組裝,卻說「屏除意識形態,以真善美的設計為原則」……
「屏除意識形態,以真善美的設計為原則」,這不就是游文富的創作精神嗎?(註3)而在這個去脈絡、商業至上的文創產業當道的今天,多少藝術家面對歷史,能瞭解台灣的超現實與抽象藝術在最初最初,是如何為了逃躲高壓統治而來,而在如今,他們的純潔又如何被有心的政治操弄利用呢?
路過Love Chiang專櫃,那麼多「哪會阿呢」不斷地冒出來,令人心跳加速,血壓飆昇。不能照相,也沒有多少聲量抗議。真的有那麼一刻,我幻想著要是把這一整櫃的商品推倒了,搗毀了,上了新聞,這個現象才能獲得一丁點的關注與檢視吧。
真藝術傳達真相與良知
在施明德、陳嘉君夫婦破壞了游文富的作品之後,藝術家跳出來「捍衛創作自由」。但藝術家的同理心似乎都有選擇性。這個社會對暴力的詮釋太過膚淺,對自由的想像也是那麼簡單。在那麼多政治受難事件背後,真正暴力的統治者、執行者,如今仍受到讚揚,我們卻仍以膚淺的文明想像來評論時事。
有人說,對威權體制及其象徵的懷念,是一種「威權的鄉愁」。就像電影「再見列寧」裡的老媽媽,在革命前夕昏迷而後醒;他兒子擔心母親無法適應新社會,竟需要處心積慮地為緬懷舊體制的母親,收集共產故鄉所生產的醃黃瓜罐頭。通常是,那些被長期支配、統治的階層,更容易產生這樣的情愫。這情結又像是同情加害者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為求生存的小民,只能無意識地臣服於暴力,抗拒改變。對台灣來說,更悲的是這種鄉愁,還任憑權貴人士有意捏造,市井小民根本無力抵抗。
「真相需要藉藝術來傳達,以激起我們作為證人的良知」,致力於納粹屠殺文本研究的學者如是說(註4)。而在台灣,則是藝術粉飾真相,放棄作證。游文富或許很認真,他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官方部落格還寫了在汪希菱軟禁區自囚的經驗,但是他卻忽略了汪之所以被囚的脈絡。林知延、蔣友柏或許也很用心,但他們的設計與行銷,把肉麻當有趣;桃園縣政府振振有詞,精心佈置兩蔣園區說能夠吸引中國遊客前來觀光,卻也徹底扭曲了歷史。
而這些例子,也只不過是這個社會曲扭的文化現象中的冰山一角。無視在暴政統治下的庶民記憶,長久以來的噤聲無語,高舉「以藝術之名」之大纛,行止談吐再優雅,滿口仁義道德,縱使可愛無比,依舊是暴力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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