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一定是在香港機場被人推倒了的。那時候我不知道要趕著什麼，不過就是有人在匆忙中推了我一把……。」蘭醫生是這麼篤定的，在場探望他的人其實都忍俊不住。最有可能的是手術後模糊的意識狀態，但是這解釋不了老醫生對於事情發生在香港，說起那段「虛構」的記憶，眼裡閃爍的光芒，和生動活潑的氣色。他的手握得很大力，彷彿還在向我們宣示，別看我這把年紀，我可是硬朗得很！
護士小姐準備在蘭醫生手上扎下點滴針的時候，蘭醫生熟練地伸出他的左手臂，捏捏拳頭說：「妳就做妳該做的吧！」。霎時，令人難以想像醫者和病者的角色轉換竟然可以那麼自然。也許對於蘭醫生而言，醫生的架子根本就不存在。一面伸手的同時，蘭醫生對我們道歉說：「抱歉，鬍子都沒有刮，不是很有禮貌。」平常時就是這個樣子，非得要老醫生確認我們的來訪，他有萬全的準備作好接待之後，才准許我們登門。
※望向老醫師倔強的身影
不過這樣的拜訪困難度高了。從前他總是陪我們走過門前的斜坡到橋頭，讓我們逕自下樓梯，走到月台上後，他向我們揮手送行，目送火車離去。但如今他的背脊日漸前駝，連拄著拐杖也搖搖晃晃，他開始會說：「真失禮，今阿日無法度陪你行！」在簡短的歉意表示裡面，其實隱藏了老醫生對自己體力逐漸不支的挫折感。
蘭醫生喜歡家附近一間新加坡料理店。老闆娘知道老先生講「福建話」，特別會做幾道和台灣口味比較接近的料理。有賴料理氣味對鄉愁的連結，蘭醫生當然成了餐廳的常客，也經常和遠來的訪客約在那裡餐敘。有時候料理做得太鹹，太不「台灣」，蘭醫生竟然會代替餐廳感覺羞愧。
記憶最深刻的是某天餐敘結束時，老同事和老院長擁別之後，蘭醫生說的不再是「See you」，而是「Goodbye」。他說得很堅決，也執意自己一個人緩步返家。在暮色裡，他完全銀白的頭髮被風吹起，從來不曾更新的獵裝，寫著他還是彰化囝仔時候就養成的倔降個性。頭也不回，好似不留一點情面，也許自知餘年不多，也許勾起了他活過了那的麼多段時代的記憶，也許他正流著眼淚。也好，就讓他這樣信步走回去吧。隔日致電，電話那頭還是爽朗的笑聲：「Yes, I am surviving well. Remind me who you are?」
※香港的記憶如何捕捉？
而香港可能也是這麼一回事吧。1981年，蘭醫生從彰化基督教醫院退休，職員到機場相送，陣仗之大，和老蘭醫生、蘭醫生媽離台時相仿。那年返回英國，過道香港，去了他暌違許久的泉州。1950年，中共解放軍終於入侵所謂的自由中國福建地區，西方人不得不撤離。在香港登船時，蘭醫生匆忙寫下給惠世醫院的信函，說明了他不得不離開的原委、他的萬般不願，還有深感抱歉。在倫敦亞非學院（SOAS）的檔案室裡，看得出這封信寫就時，歪斜的字跡、時空的催逼。
英國的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當中，還找得到蘭醫生在港上船時的乘客名單。也許一一重拾這些歷史元件，能夠稍微還原一甲子前的場景，然而在記憶當中留下的浮光掠影，卻不是那麼容易捕捉。蘭醫生和絕大部份的英國人一樣，東西有了就捨不得丟。廚房裡掛著的黑板，從來不曾擦除的是愛妻高仁愛醫師的筆跡：「神是我們的避難所。」他喜歡看老照片，家裡有將近三十大本的老相簿。持著放大鏡，一面訴說往事，某某醫生、某某姑娘，兒時的玩伴、工作的同仁。說到好笑的地方還會險兒岔氣；不堪回首的過去，則讓他淚流滿面。
也許我們會說，史料才是真實的，記憶是可以虛構的。但是記憶的附帶元件︰對於記憶的情感，卻才能讓我們看得見、聽得見，體會得到。照片是固定的，記憶卻是生動的。我們很難明白掌握到底什麼才是歷史精確的結構。就好像流傳在彰化地區將近八十年的故事「切膚之愛」，蘭醫生媽割捨自己的皮膚，為了救治一位皮膚潰爛的病童的故事。事實上，手術因為組織的排斥並沒有成功，類似的手術也並非史無前例。
這則故事後來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訴說、詮釋，用不同的媒介，為了不同的目的呈現。而再有多少圖像的證據，卻敵不過周金耀牧師對蘭醫生媽的感念，還有後來決定跟隨上帝的意志。記憶能不能成為史學的證據，至今依然是則無解的辯論。但是作為一個人走過一個時代，在生命歷程、在意識裡所留下來的烙印，卻是怎麼樣也抹不除的。那烙印的位置、產生的痛感，甚或後來的麻木、端詳傷疤的淡然，在在對著現代人說著不同的故事。
※呵護那自謙的笑容和掌溫
靠著連結離職留念的合影，數算每一位到場送行的同仁，蘭醫師每次非得用這樣的方式記得我：「喔！我記得你的老爸，伊是一個真好的人。」每回造訪，聽他講故事，挖掘那可能已經埋藏在疤痕裡的歷史，勾起他縱橫的老淚時，我卻也只能低頭不語。但我們還是得這樣撿拾著記憶，一如昆德拉所言：記憶對遺忘的抵抗，便是人性對權力的抵抗。蘭醫生回英國三十多年了，一再成為教會史、帝國殖民醫學史學者的訪問對象。在歷史不斷出現新的詮釋（而詮釋也是種權力）時，我們呵護的是那不存在任何一箋信紙、一幀照片，甚至是一捲錄音檔裡的，老醫生那永遠和善自謙的笑容，和暖暖的掌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