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面孔台灣人並不陌生，她曾經是總統大選期間民進黨的發言人，經常上電視談話節目，和立場不同的名嘴對話。圓臉圓眼、經常笑容滿面，即使面對不同意見者的惡意攻訐，也總是笑臉回應，但同時以銳利辭鋒回應。質詢官員時，準備充分，氣勢十足，總是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年紀輕輕的徐佳青，擔任台北市議員已經超過十年。步上從政之路前，她是充滿能量的社會運動工作者，致力於女權議題。關心社會正義，以公眾的事情為己任，這樣的性格養成，和信仰基督教有關。中學時代起她就透過教會關懷社會弱勢，大學時代她是長老教會台師長青團契的活躍份子，同時也參加勞工問題研究社，學會分析社會議題、採取行動。

為了「成長部落格」，她接受採訪，談自己的生涯發展，以及信仰在當中的影響。 

問：從什麼時候起特別關心性別議題？

徐：我從小就想當科學家。小時候讀過一套「世界偉人傳記」，全套好像有好幾十人，只有一位女性──居禮夫人。所以，我以為女性如果要有成就，唯一的路就是成為科學家。後來我考上台大農藝系，讀到大三時，我知道自己不會成為科學家。一進大學開始對性別議題最有興趣，所見所聞改變了我對女性角色的刻板觀念，又認識了劉世芳、廖碧英、黃淑英等關心女性議題的組織工作者，意識到必須透過社會行動來改變性別不公義的狀況。

後來我到德國去讀社會學，回台灣後投入「台灣女人連線」。在NGO工作中，發現很多問題出在制度、法律的設計不當，除了街頭的抗議運動，更需要透過遊說、與政治工作者合作，在國會和議會中推動法案。在與議員、官員來往折衝的過程中，被挑戰說：「你們社運團體很會批評政治人物，但需要推法案時又需要政治人物的協助，何不自己跳下來試試看？」一方面是受到這樣的刺激，一方面也發現我們所關心的議題不透過政治運作還真的很難有進展，在一番心理掙扎之後，因緣際會投入競選，成為政治工作者。

2002年第一次選市議員，我既沒有名氣也沒有錢，靠的就是爭取女性選民的認同與支持。我去拜訪地方人士時，通常都是男主人坐在那裡和我高談闊論，女主人忙著切水果、倒茶，或默默坐一旁。但我會想辦法把女主人拉進來，請她表達意見，與她討論她所關心的議題。效果相當不錯。直到現在，女性福利仍是我致力關懷的領域，也是我主要的政見。 

問：為什麼會這麼關心社會大眾？從何時開始有這樣的意識？

從小跟著父母在文山長老教會聚會、上主日學，我們的牧師很關心社會，參加總會活動時，有更多機會接觸當時教會的社會關懷議題。中學時我就知道救援雛妓的彩虹事工，對有少女被迫從娼感到很憤怒。我所認識的基督教，不是一個只追求自己得救的宗教，而是信仰者應該要有愛的行動、讓社會能更接近公平正義。此外，大學時代參加總會青年事工主辦的一些活動，還有參加普世基督徒學生運動（SCM）的會議，都讓我心眼更開、更堅定關懷社會的信仰路線。

大學時代我參加長青團契，也參加關懷社會的社團。在勞工問題研究社中，我覺得很有共鳴，大家的思考、作為，正是我認為一個基督信仰者該去實踐的。長青團契的文化我很熟悉，很溫暖，可是我發現大家談很多卻缺乏行動，因此在團契中組織「關懷小組」，要大家一起思考：我們可以做甚麼？當時的「關懷小組」依照議題分成許多個，其中有個後來就發展出台北大專的「教育體驗營」，利用寒暑假到原住民的部落，一方面為當地的孩子做課輔、辦營會，一方面體驗不同的生活環境。這樣的經驗對台北孩子來說，非常難得。至今我對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深深記著。

我一直都是行動派，只有在那裏討論、做論述，我覺得是不夠的。「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不能夠整天只有禱告讀經，一定要有所行動，控訴不義，追求公義社會。 

問：從政之後，有何改變？

徐：其實我非常不喜歡台灣的政治文化，特別不喜歡民意代表。當初決定出來選市議員，就是想：我一定要做一個和別人不一樣的民意代表。從政之後，深切體會政治真的是一種專業，也是一種志業。在專業能力上，我不斷學習、磨練，表現很受肯定。

別人選議員，都要花很多錢，我一開始就沒有什麼錢，就努力用很少的錢來選。十年來，別人的競選經費每次選舉都在增加，我卻可以做到減半。從第一次選舉之後，我的誠意感動不少婦女，她們主動出來成為義工，熱心地為我拉票。選舉真的不是靠錢，也不是靠口才，而是靠誠意、靠信用、靠可以感動人的作為。

當然，在政治大染缸中，必須不斷自我提醒，把握原則。我盡量保持和以往一樣的生活，搭捷運上下班，穿平價衣著，盡可能撥出時間和家人再一起，並不因為當了市議員就出入奢華場所、開好車。為選民服務，我絕不拿錢，在議案審查方面，更是非常注意利益迴避。

說真的，不隨著環境改變很難，但是我敢保證，我仍然一本初衷，不忘初心，夢想著實現公義社會，從未忘記這是步上政治之路的原因。而信仰更讓我在遇到考驗和挑戰時，心中有一把尺。有一兩次我做了不那麼無可質疑的決定，在這圈子裡別人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決定，但晚上我就睡不著了，總覺得還是無法完全安心。屢屢面對難題時，我都會自己先問：「耶穌會怎麼做？」畢竟在祂的時代，祂也時常處在複雜困難的政治問題中。雖然台灣的政治看起來很黑暗，但我相信台灣社會裡還是有正向的力量，而信仰正是這個力量當中非常重要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