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上，柴玲以一個清純柔弱的女孩的形象，與殭屍般的中共掌權者形成鮮明的正邪對比。之後，是流亡，是媒體的眾星捧月，然後很快又成為萬箭穿心的箭垛。當年只有二十出頭的柴玲，固然有種種不當的言行，卻不應當被作為眾人羞辱的對象和一場失敗的民主運動的替罪羊；但是，今天已步入中年的柴玲，關於信仰與公共議題的種種言說，理應受到教會內外的檢視和評論，以及牧長之教導與規勸。

「六四」23週年之際，柴玲拋出「寬恕」之說，受到各界的激烈批評，教會內大部分人士都持否定性評價，公共領域中更是非議連連，就連「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亦忍不住撰文反駁。「寬恕」之理念固然來自聖經，但聖經中更強調「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主同行」——「公義」在「憐憫」之前，若沒有「公義」，「愛」、「憐憫」和「寬恕」就成了空中樓閣，即德國神學家潘霍華所謂之「廉價的恩典」。正如「廉價的恩典」早已不是真正的恩典，「廉價的寬恕」也不是真正的寬恕。

「六四」24周年之際，柴玲向港台節目《頭條新聞》表示，自從信奉基督後，每年「六四」由痛苦變成「喜悅」，因她明白「六四」是神「救贖中國的大計劃」。在我看來，此一表達比「寬恕「之說更糟，既傷害了「六四」難屬和仍在因「六四」受到殘酷迫害的人們的情感，又嚴重違背了聖經真理。本著「憑愛心，說誠實話」的宗旨，我要告訴柴玲姊妹：為「六四」而「喜悅」是一種扭曲的情感，而非重生得救的標誌。一個初信者的激動或「火熱」，固然可以理解，但若沒有真理的紮根，生命的更新便無法持久。

※上帝容許邪惡的存在，但邪惡不在上帝的「計劃」之中

真如柴玲所說，「六四」屠殺是「上帝救贖中國的大計劃」嗎？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鄧小平、李鵬和楊尚昆等屠夫，都成了上帝精心挑選的天兵天將？這種說法，跟「撒旦是上帝用來考驗人類的忠誠的工具」如出一轍。這個說法倘若成立，策劃這件事的上帝，豈是全然美善的上帝？豈是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為罪人捨命的上帝？

上帝「允許」在這個世界上有屠殺和罪惡發生，並不意味著屠殺和罪惡是上帝「計劃」的一部分。屠殺和罪惡的發生，不是上帝的惡作劇，而是人自身犯罪墮落後必然付出的代價。上帝當然會救贖中國人，並不是因為中國人比別的種族更重要、更高貴，而是因為上帝會救贖整個人類。但是，難道在救贖中國的「大計劃」中，上帝會將「天安門母親」的孩子都當作無辜的犧牲品嗎？如此，上帝跟共產黨有什麼區別呢——共產黨不也宣稱，屠殺的直接後果是導致了中國此後二十多年的繁榮和富強？

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書中追問說：為了讓世界達到完美的境界，是否可以付出犧牲一個無辜孩童的代價？一個世界是多麼宏大，一個孩童是多麼渺小，若遵循數學原理，以小換大，有何不可？然而，對於上帝來說，此代價是斷然不可接受的。首先，即便人如塵土般卑微，上帝仍然將每個人的生命看為寶貴。其次，一旦一個微小的邪惡滲入崇高的目標之中，這個崇高的目標本身便會被迅速敗壞。

柴玲所謂的「『六四』是上帝救贖中國的大計劃」的說法，不是來自於聖經，而是來自於近代以來席捲全球的進步主義和世俗主義。在耶穌基督眼中，那弟兄中最小的一個才是最寶貴的；而在進步主義和世俗主義那裡，為了早日實現美好的烏托邦，那些無用的「殘次品」都可以被犧牲掉。於是，二十世紀形形色色的極權主義暴政輪番登場。基督教思想家、英國聖公會的賴特主教（N.T. Wright）在《邪惡與上帝新世界》一書中感嘆說：「不知道為什麼，即便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蒙斯和索姆河戰役的慘痛經驗，有奧斯威辛和布痕瓦爾德這樣的集中營，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特的警告，人們仍舊對進步的觀念篤信不疑。」

處理「六四」的問題，就是處理「邪惡」的問題。基督徒應當明白，邪惡絕對不是上帝的創造。如果把邪惡視為上帝的創造的一部分，邪惡就不再成為我們的困擾。我們撇清了自己與邪惡的關係，儼然成為無罪的羔羊。我們貌似獲得了解脫，就好像童話裡的王子和公主那樣，「從此過上快樂和幸福的生活」。但是，我們的信仰也就失去了磐石般穩固的根基——既然如此，為何還要信靠上帝呢，反倒是上帝要為製造了邪惡向我們致歉？

賴特用一本書的篇幅來分析邪惡的本質以及邪惡與上帝的關係。在很多地方，他尚且謙卑地說，「我不明白」——基督徒應當有勇氣說這句話，這是謙卑，也是誠實。以人的有限，何以明白上帝的無限？賴特小心翼翼地告誡說：「基督教有有個珍貴的傳統，認為邪惡的問題太嚴重了，應該小心，不要自作聰明地要想'解決'它。我們絕對不可以粉飾太平，我們絕對不能假裝邪惡根本沒有那麼糟，這麼做，是退回到廉價的現代主義。」因此，基督徒在不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時候，尤其不應當自以為是地「代上帝立言」，竊取先知的名分，把謬誤當真理宣講。如此，便是犯下比「今生的驕傲」更大的罪。

我們生活在一個有張力的世界上，我們不能取消張力，讓自己舒服地生活在一個自我滿足的圓圈中。賴特指出：「基督徒所面對的挑戰，是要了解上帝所給予的一切和受造的良善，並為這一切歡喜快樂；與此同時，也去了解並面對邪惡的真實和殘酷。如果我們淡化了任何一方，說這世界並非上帝美好的創造，或說邪惡真的沒有那麼糟，那麼'解決'邪惡的問題當然會變得很簡單。」這種「簡單化」的處理方式，如同鴕鳥將頭埋到沙堆之中就以為危險消失了一般。基督信仰，不是將人變得更加愚昧，而是讓人充滿智慧——包括正面應對邪惡的智慧。然而，在柴玲的與有關表述中，我看不到這樣的智慧。

※有些罪惡是不可寬恕的——兼論我為何讚成死刑

與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南韓的光州事件一樣，「六四」是一樁巨大的罪惡。如果認可這個前提，就可以繼續往下討論：人類犯下的各種罪惡，有沒有量與質的差別？

根據聖經的論述，在所有的罪惡中，有兩種​​罪惡是頂級重罪，不能被寬恕。一種是故意殺人，一種是褻瀆上帝。前者是世俗層面的罪，這種罪犯必須被剝奪肉體生命，不得寬恕。後者是屬靈層面的罪​​，這種罪犯將來必下地獄，不得寬恕。

在大洪水之後，上帝第一次與全人類立約，通常稱為「彩虹之約」。上帝說：「誰取了人的生命，我就處死誰；凡害人命的動物，也要處死。凡流人血的，別人也要流他的血，因為我──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人類犯下的罪行有很多，但上帝第一次與全人類立約時，單提殺人罪。為什麼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上帝視故意殺人罪為頂級重罪，單單把殺人罪提出來講。

上帝向全人類頒布十誡後，繼續頒布法律細則。上帝說：「凡打人致死的，必須處死。如果不是故意殺人，而是一時失手，他可以逃避到我指定的地方去。如果有人蓄意謀殺，就必須處死；縱使他逃到我的祭壇前，也不能免。」祭壇是以色列人向上帝獻祭的地方。按聖經規定，如果某人被仇敵追殺，只要他逃到祭壇前，仇敵就不得殺害他。可是，對於故意殺人犯，上帝說，即使他逃到祭壇前，也必須將其處死。

上帝又說：「如果有人預謀故意殺人而逃到一座庇護城去，他本城的長老必須把他押解回來，交給報血仇的至親處死他。你們不必憐憫這種人，要從以色列中除掉這類殺人犯。」庇護城是上帝專門為過失殺人者設立的庇護所。上帝規定，過失殺人者可以逃到庇護城尋求庇護，報仇的人不得進入庇護城中追殺對方。可是，對於故意殺人犯，上帝又規定，即使他逃入庇護城，城裡的長老也必須把他交給報仇的人處死他。

「六四」就是中共執政者犯下的大規模的故意殺人罪，或者用現代國際法的術語說是「反人類罪」或「反人道罪」。如果我們相信整本聖經絕對無誤，便應當遵照上帝的教導，不寬恕那些故意殺人的人，並贊同對故意殺人者處以死刑。由於神學上的偏差，今天的許多教會和基督徒認為：舊約是律法，新約是恩典，耶穌在十字架上為人類贖罪而死之後，基督徒得到了恩典，就可以不要律法了。這種割裂舊約和新約的思路，一念之差，謬之千里​​。在這方面，尤其是華人教會在真理的傳講和教導上存在嚴重偏差：只講恩典，不講律法；只講愛，不講公義。以致於成功神學、靈恩主義盛行一時，基督信仰被扭曲成面目全非的民間宗教。如此，才有了未能接受整全性真理的柴玲在公共領域的錯誤表達；才有了很多教會和基督徒熱情澎湃加入自由派領導的廢除死刑的請願運動中。

耶穌說，我來不是廢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一個沒有律法的世界，必然是公義懸置的世界。廢除死刑雖然是當今的時代潮流，卻並不符合聖經的教導。空言寬恕固然能佔據道德製高點，卻不能達成社會的轉型正義。在台灣，轉型正義的缺失，使得民主制度的鞏固存在諸多隱憂。作惡者毫無反省，歷史學術混亂不堪，這些都是前車之鑑。而轉型正義的重要環節，就是懲罰作惡者，尤其是殺人者。保留對殺人者的死刑，乃是上帝的公義和慈愛的彰顯，正如學者柯志明在《胎兒與死刑犯：基督信仰的人觀與生命倫理》一書中指出的那樣：「除滅惡者是上帝之公義與慈愛的要求：公義，由於極刑乃是背逆祂的不義者當得的報應；慈愛，則是由於不除滅這些不義者是對那些良善者的不義與殘酷，使他們無休止陷於痛苦、罪惡與死亡的威脅、攻擊與囚禁之中，並使整個珍貴的受造世界受到威脅。除滅惡者是維護善者的必要要求，因而公義地審判惡者就是慈愛地對待良善者，也因而護衛著上帝所愛的世界。」在此意義上，作為故意殺人犯的「六四」屠夫們，必須接受上帝的律法和人間的法律的懲罰。

※為「六四」而哀哭，因為北京就是尼尼微

對於受難者及其家人而言，「六四」無疑是一場鋪天蓋地的苦難。失去孩子的「天安門母親」們，每到這個時刻都會以淚洗面；失去一條腿的齊志勇，每當這個時刻殘肢都會隱隱作痛；失去兩條腿的方政，二十年之後才在美國安裝義肢重新站起來。「喜悅」，對他們來說是一種何其遙遠的情感！

柴玲說，她成為基督徒之後，因為生命的轉變，對「六四」的情感由「悲痛」化為「喜悅」。也許，這是她的真實感受。但這種感受並非基督徒正常和健康的感受，而是一種靈恩主義帶來的麻醉與亢奮。然而，純正的基督信仰絕對不是飲鴆止渴的興奮劑。

成為基督徒之後，並非只有喜樂和平安，而不再有哀傷與痛苦。舊約中的先知，哪一個不為其國族發生的罪惡與殺戮而哀哭切齒？便是耶穌基督本人，也為失去了神的同在的耶路撒冷而哀哭。聖經的先知那鴻形容尼尼微城是「壯獅的洞穴」和「殺人流血的城」，又説：「滿城欺詐劫掠，搶奪不休。鞭聲劈啪，輪聲轟鳴，馬匹奔馳，車輛顛簸跳動。騎兵衝鋒，刀劍發光，槍矛閃爍，被殺的眾多，屍體堆積如山，屍骸不可勝數，人也被屍首絆倒。」那個時代的尼尼微，就是這個時代的北京。基督徒以及所有具有良知的人，都當為發生「六四」屠殺的北京而哭泣，同時謹慎地收起那種「民間宗教化的基督教」所帶來的「喜悅」。

剛剛受洗之後的柴玲，最需要的是靈修、思考和領受，而不是表達、傳揚和宣示。潛心閱讀聖經，閱讀歷代教父在真理光照之下的著述，不僅對柴玲來說很重要，而且是所有初信者的「第一課」。安靜、沈默與謙卑是必須的，這一點，就連批判基督教的哲學家勒內•吉拉爾亦心知肚明：「當我們只是光明的目擊者時，我們把自己當作光明。」這樣一種僭越，是何其可怕！

柴玲的錯誤不是「柴玲的錯誤」，在我自己身上，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曾經發生和正在發生類似的錯誤。所以，我們尤其需要警醒，作見證的時候，需要的不是出於人的熱心，更是從天上而來的智慧，正如賴特發出的追問：「我們如何講述基督信仰的故事，避免用過於簡單化的方式去解決邪惡的問題，以至於能夠圓熟地面對這議題，而在這過程中，又能更深、更有智慧地信靠這位創造、救贖我們的上帝？」儘管我們是如此不堪的罪人，但賴特的結論依然樂觀：「如果我們能夠努力了解邪惡的問題，也願意成為上帝的器皿，為世上的邪惡憂傷，成為一股更新的創造力，像放出鴿子去尋找混沌洪水之後的橄欖新芽一般，我想我們應該就是走在這正確的路上。」與柴玲姊妹共勉之。

【編註】

1989年4月15日起，北京的大學生和市民聚集天安門廣場要求民主改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6月3日到6月4日期間派遣部隊前往鎮壓示威群眾，造成眾多死傷（但中國政府至今不承認有屠殺平民）。「六四」代表「政府鎮壓民主運動、屠殺平民事件」。柴玲是廣場上深受矚目的學生領袖，1990年逃出中國，現與美籍丈夫共同經營電腦公司，2009年受洗成為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