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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期 媒體與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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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禁開放前的台灣新聞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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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昭文
(前教會公報社副總編輯,現就讀成大歷史系博士班)
※ 楔子
新聞記者被稱為「無冕王」,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新聞媒體的影響力。我們所獲得的資訊成為我們判斷的根據,因此獨裁政權無不視新聞控制為生死攸關的閥門,而爭取解放的運動也都將新聞自由視為重要目標。
1970至80年代,有一句流行的玩笑話:「我的手錶越來越像報紙了。」這句話是用來表達手錶越來越不準的意思,將人民對新聞報導的不信任表露無疑。當時還流行一種說法,就是「報紙倒著讀就對了」,因為新聞報導及評論內容往往和人民的認識正好相反。
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新聞媒體的操控是執政者極為注重的一環。而爭取新聞自由,也是台灣民主運動的主軸之一。1970年代展開的黨外運動,就是透過鬆動執政者的新聞壟斷、衝撞出新聞自由空間,而逐漸累積力量的。前述的兩種流行語,就是在黨外運動全盛時期產生的。這種對官方控制媒體的反感與不信任,以及黨外雜誌的大流行,為民主運動人士帶來越來越多的選票,終於促成民進黨衝破黨禁成立,也逼使政府在1988年開放報禁。
從政府封殺所有異議之聲的白色恐怖年代,到1970年代黨外雜誌塑造了和政府對立的民間意識,再到1990年代之後媒體的眾聲喧嘩,短短幾十年時間內台灣新聞媒體經歷了從極端保守壓制到極端開放自由的變遷,許多光怪陸離的現象於是出現。在解讀當前媒體亂象時,且讓我們先回顧報禁開放前的台灣新聞史,應該有助於釐清當前諸多媒體的意識形態來源,也幫助我們思考政府與新聞媒體這兩種權力機構間到底應該如何平衡。
※ 報禁
1945年終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並未採行新聞許可檢閱制度,因此報社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報紙的言論也相當自由。然而由於法治蕩然,揭發弊案或書寫暴行的記者經常受到生命威脅,行政長官公署對看不順眼的報導也會多加壓制。
以228事件為例,2月27日的緝菸衝突事件政府就要求報社不得報導,結果人民包圍報社抗議;台灣精英組成的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向陳儀長官提出的要求當中,保障新聞及言論自由是相當重要的一條;事件後政府的鎮壓中,多位報界人士失蹤,包括民報社長林茂生、人民導報社長、新生報總經理及經理,地方上被國民黨軍隊所殺者也有幾位記者。民報遭受損失最為嚴重,一般認為可能因為有幾篇社論批判陳儀的施政、報導接收官員不當行為而引來報復。228事件後,政府查封11家報館,最後《民報》等8家報紙宣布停刊。
228事件之後,政府更加注意新聞媒體的發展,制定重重法令規章,強迫各報在極狹窄的空間中活動。在1949年國民政府失去中國、轉進台灣之後,新聞控制更是一步步收緊。
1950年起,政府宣佈台澎地區實施戒嚴,並依據戒嚴時期的法令,限制申請報紙的登記許可、限制張數、限制印刷地點,甚至還干預報紙的售價。這就是所謂的報禁。此外,又規定禁載事項,包括:詆毀政府首長、違背三民主義、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散佈失敗投機之言論、意圖混淆人民視聽、妨害戡亂軍事進行、誨淫誨盜、洩漏軍機等等。犯了這些規定,輕則警告、查禁,重則查封報館。
在這種限制下,當時報紙雖多,內容同質性卻相當高,沒有辦法形成有獨特風格或是政治立場不同的報紙。當時的特色就是官營報紙(包括軍報)及黨營報紙稱霸。
1950年代之後,民營報紙採取合併、合作的策略,又比官方報紙較自由,最後黨政關係良好的民營報紙《聯合報》、《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快速成長,發行量超越了官報黨報。1960年代,兩大報均分天下的情勢已經形成,商業性越來越強,報導的廣度增加,對衝突性的論題比官黨報更勇於報導,但是政治新聞方面則明顯偏向國民黨。一份研究各報報導省議會新聞的研究就指出,各報處理國民黨籍和非國民黨籍議員的新聞時,明顯對非國民黨籍議員較不客觀、不公平。
相較於兩大報因配合政策而形成報業王國,較富理想主義、獨立性格比較強的《公論報》、《自立晚報》,命運相當坎坷。原本受政府委託而擔任接收戰後台灣惟一報紙的李萬居被鬥爭離開《台灣新生報》,之後創辦了《公論報》,力倡民主政治,一開始就成為當局的眼中釘,報社的編輯和記者常因觸犯言論禁忌而入獄。李萬居是台灣戰後第一波民主運動──「籌組中國民主黨」的要角,《公論報》也成了支持民主運動的重要發言台,但是執政者卻巧妙利用李萬居的資金調度困境,剝奪其經營權,並由《公論報》的國民黨籍新頭家宣布停刊。
由李玉階經營的《自立晚報》標榜「無黨無派獨立經營」,批判性很強,但是也在經濟困境下,不得不接受執政黨的部分資金,成為李玉階和無黨籍的吳三連、國民黨的許金德共同經營的局面。最後李玉階仍然離開該報。往後《自立晚報》雖然有較為本土派的立場,基本上仍不敢觸犯政治禁忌。
※ 黨外雜誌的奮鬥
台灣的報業既然都在政府的鐵腕控制下,衝破言論與新聞禁忌的大任就改由屢仆屢起的政論雜誌擔綱。
原本是作為國民黨民主樣版的《自由中國》雜誌,在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主導下開始和蔣政權分道揚鑣,甚至結合台灣地方上的黨外政治領袖,發展為組黨運動,結果在1960年雷震因涉嫌叛亂被捕,戰後第一波民主運動胎死腹中。
1970年代初期,蔣經國為拉攏年輕知識分子,透過李煥以《大學雜誌》掀起「革新保台」之風。但是最終參與《大學雜誌》的台灣青年張俊宏、許信良等還是脫離了國民黨的掌控,與黨外政治新星康寧祥、黃信介創立《台灣政論》,從此開啟黨外雜誌與黨外運動的風潮。
1970年至1980年,黨外雜誌如《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夏潮》、《春風》等等,為資訊封閉的台灣社會注入新思維,除了民主政治、國家改造等議題之外,長期被視為禁忌的台灣歷史、文化的探討,也浮出檯面,從此民主化與本土化就成了黨外運動的二大核心。
黨外雜誌的動員能力,在《美麗島》雜誌發行後達到高峰。《美麗島》不但在言論尺度上更為大膽,並且在社務組織上就是政黨雛形,因此被視為黨外運動的機關報。但是這樣的走向立刻引來政府的打壓,政府以1979年12月10日在高雄的集會所引起的群眾衝突為藉口,進行大逮捕,查封雜誌社。但是這次民主運動並未如《自由中國》事件般銷聲匿跡,反而激起更多台灣人支持黨外運動。
當美麗島政團成員入獄之際,辯護律師團、家屬成為接棒人。黨外雜誌更加蓬勃發展,不管政府如何查扣、情治單位如何監控,改個刊名、換個印刷地點,繼續在書報攤上出現。此時的黨外雜誌,如《關懷》系列、《深耕》、《生根》、《台灣年代》、《蓬萊島》、《前進》、《新潮流》、《自由時代》等等,名目繁多,品質良莠不齊,但是標記出一個勇於衝破禁忌的年代。其中最受矚目者要算是鄭南榕的《自由時代》系列,不但言論比其他雜誌激進,且勇敢挑戰禁忌,披載台獨論述,爭取100%的言論自由,最後鄭南榕甚至自焚以殉。
※ 教會的新聞媒體
創刊於1885年的《台灣府城教會城報》,是台灣第一個新聞媒體。然而這份發展為《台灣教會公報》的媒體,以教會內部的訊息傳遞為主,對社會影響力有限。直到近百年之後,因緣際會而在教會參與民主運動的過程中扮演特定角色。
1969年政府禁止教會使用白話字聖經,以白話字發行的《台灣教會公報》於是進行調整,改用華語和漢字。1972年之後,配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先後發表的:〈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簡稱國是聲明)、〈我們的呼籲〉、〈人權宣言〉,在社論、文章及消息報導中,不斷強調基於信仰而關懷社會、政治是教會的使命,營造長老教會關心台灣人權、台灣前途問題的正當性。此種言論引起政府情治單位的注意,因此自1972年至1978年左右,《台灣教會公報》常在郵寄途中神秘消失,或整批被扣押在郵局當中。例如1977年8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舉世矚目的「人權宣言」聲明時,政府勒令所有報刊不得報導該宣言內容,而該月《台灣教會公報》幾乎全被扣押於郵局。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台灣教會公報》盡力在專欄「拾稻穗」(輯錄其他刊物報導或評論文章的時事性專欄)中呈現真相,並報導被捕的基督徒的情況;隔年美麗島大審期之時,更是全文刊出每位被告的最後陳述,之後有關高俊明牧師等藏匿施明德案的審判,更是詳將報導。高俊明牧師坐牢期間,幾乎每期都刊載高牧師的「獄中書簡」,來鼓舞信徒、喚起持續的關心。
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台灣教會公報》成為民主運動的發聲基地之一,也促成長老教會社會形象的轉變。
1986年2月,《台灣教會公報》因為刊出228事件相關資料而遭警備總部查禁,牧師信徒憤而上街頭遊行抗議。這是第一次牧師走上街頭。
※ 報禁開放與媒體市場
回顧過去威權政治下國家對媒體的控制,按照彭懷恩的研究有以下的特色:
一、國家機關由上而下控制新聞媒體,對政治異議採取鎮壓手段。
二、國家機關擁有自己的媒體,但也容許私人經營媒體,惟後者不能挑戰執政當局的合法性。
三、新聞媒體應重視發展取向的功能,且媒體應扮演促進政治共識、社會團結的角色。在這些特色下,造就了親威權政府、具有特權、獨占資源的新聞媒體。《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兩大報系,就是典型的例子。1980年代兩大報系的超強結構更加鞏固,在政治層面上,發揮維護既存結構的穩定作用,在市場上,則形成壟斷、排擠其他小報的局面。
1988年1月1日,報禁正式解除。新報社紛紛登記成立,但是能夠真正出報且持續下去者為數並不多。畢竟報業的競爭需要龐大的資本及良好的經營策略,而非高舉理想就能成功。從多年前《公論報》的黯然下場,到今日《自立晚報》的淒涼、《台灣日報》的苦撐,在在說明市場法則的嚴酷。
政治上多元開放了,卻也將台灣社會帶入更深的資本主義體制當中。雖然我們不樂見,但是事實上就是原本享盡特權、累積大量資源的媒體,在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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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來自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新使者雜誌 第 70 期 媒體與信仰
(5-9頁)
70
本期主題:媒體與信仰
發行日期:200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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