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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期 原鄉的呼喚──台灣原住民的教會與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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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世界 |
| 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系列~誰的神研？誰的大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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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良哲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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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為主體
在本屆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神研班）進行前的上午，一位資深的大專工作者找我談關於神研班的種種。主要是為了這屆的神研班預計招收的學員人數，遠低於工作者會議的認知；又在營會前夕推選學生為大會主席，與原先工作者會議中所認知的——由工作者擔任大會主席有所出入。而這段談話，則引起我回想在神研班的種種經歷、裝備與成長。
在這位工作者的講述中，神研班早先乃是由工作者所主導的營會，學生只是被負責營會的工作者所邀請來幫忙的，雖然後來有學生籌委（籌備委員）制度的產生，但主要負責與規劃工作依舊是以工作者籌委為主。可是，這位工作者所講述的，和我所了解與參與長青團契和神研班的經歷完全不同。
事實上，神研班至少從八○年代就已經展現了長青很有意思的一面，也是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的特色——以學生為主體。這也是許多參與過長青與神研班的畢契們最為印象深刻的特色。在學生為主、工作者為輔的籌備過程中，關於神研班的一切大小事，都在這個數名學生與兩位工作者所共同組成的籌備委員會裡決定。透過讓學生籌委擔任大會主席與各組同工，一起來構思該屆神研班的願景與藍圖（這當中當然包含了研讀哪一經卷、招收多少學員、營會場地為何），而工作者籌委則比較是作為輔助與被動諮詢的角色。
學生自主、培力學生
學生自主、培力學生（Student Empowerment），這個原存於長青團契與SCM之間，並為人所珍惜、傳承的特色，在這位工作者所講述的神研班歷史中，完全無存。在他對於神研班籌備過程的理解，至少與我所曾參與或聽聞的籌備過程，有相當大的落差。然而，這位大專工作者這種對於過往神研班的記憶與認識，究竟是單一個案，或是普遍現象呢？
回想過去對照現在，並非想主張「學生自主、培力學生是長青團契神聖不可棄守的特色與本質」。只是回想起過去，那樣高度尊重並鼓勵學生，工作者自己謹守被動諮詢的角色，著實讓學生在參與籌備的過程中學習到許多，並且在營會當中展現了學生作為主體的一面。這樣的學習與成長是非常可貴的，因為在我們所處的大環境中，太多時候不自覺地將學生視為無行為能力的、無法為自己負責任的一群人，國中小如此，高中職如此，大專學生長久在這樣的環境下，也習慣於家父長式的領導統馭，尋求老師、輔導、牧長們的權威指導。
長青團契這種帶有學生自主特色的大專工作，正提供了一個開放空間，讓學生們嚐試自己規劃、共同決策、一起負責，若有不足或需要幫忙之處，再由工作者出面協助。我一直覺得，這對當輔導的人來說，其實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是需要耐心與信心，還有一顆願意開放自己、傾聽他人，並容忍異議的心。但，這件不容易的事情，卻真真實實地讓參與其中的學生成為了大專工作的主體，也讓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培力與成長。相互尊重彼此論理由下而上所形成的草根民主，其實也在當中得以孕育而生，進而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與處事態度。因著這樣，學生與工作者之間並非上下之分，執行者與決策者之分，而是彼此成為無層級（hierarchy）劃分的平等同工。（這樣的態度其實也影響著學生籌委對於自己的認知，許多學生籌委都強調自己同時還具有學員的身分，會去強調與認同於學員的身分，不會覺得自己具有大會工作人員的身分就比人家高個層級，只把自己僅僅看成是被託付籌備與執行神研事工的學員而已。）
重新劃分權責？
面對著這位工作者對於學生籌委們的質疑與不舒服，我只能對他強調不論工作者或是學生，大家都是籌委，都是同工。「你說同工，可是工作者與工作者之間的同工，與工作者和學生之間的同工是不一樣。」這位工作者以各大專中心的助理在工作者會議的位階變化來說明──助理們從原先只是工作者會議中列席，到後來成為正式成員而享有投票權之後，對於這位工作者所造成的困擾。這個舉例在我看來有點失當，因為工作者會議的主體在於工作者，將助理視為工作者會議的正式成員當然會產生一些問題。神研班籌備委員會的主體則是籌委，不論這些籌委是工作者或是學生，大家彼此本應是平等也共同是這個委員會的主體──神研班的籌委。這當中，不應有工作者與學生之間的上下權力之別。不過這個舉例卻表達出了這位工作者心中對於學生籌委的感受──「乞丐趕廟公，整碗捧去」。
「事工報告書這樣寫，說這屆要辦到三百人的營會，這是政策，結果你們籌委會決議只收了一百七十人，這個落差誰要負責？」翻開去年（2004）的總會大專事工報告書，在神研班的部分的確是用括號寫著「（2001年參加人數計二五○人，2002年參加人數計二七○人，2003年參加人數計二八○人，2004年預計規劃三百人之聖經研究班）。」有趣的是，擁有人數上「預計規劃」的只有神研班這個營會，其他對於TSCM、原住民文學營、原住民生活營的事工報告中並沒有提及預計人數。同時也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果說這屆神研班並沒有招收三百人是件非常嚴重的事，也就是意味著那個三百人是很重要的事工目標，那麼請問什麼時候長老教會的大專工作也開始這麼重視數量上的增長而非質量上的精進？
為了讓神研班往後的籌委會能夠乖乖地遵從「政策」，「有志之士」開始發展出神研班籌備工作的權責劃分，以及標準作業流程（S.O.P.）。將主要的決策權力置於工作者會議當中，例如經卷、人數等，必須經由總會大專與工作者會議同意才算數。將神研班籌委會視為「執行單位」，在貫徹主辦單位總會大專政策的前提下，進行代工式的規劃。此舉，宛如閹割了籌委會的權責。正所謂一葉知秋，神研班籌備工作的主體，雖然現在乍看之下仍在籌委會當中，但實質上正往總會大專與工作者會議身上慢慢集中。也許這樣的權責劃分很方便做事，也不用和學生花太多時間折衝往返地交換意見。反正籌委會作出了決議是一回事，最終的決策者還是在總會大專與工作者會議的身上。長年以學生為主體的神研班與大專工作，即便是刻意營造的主體，如今正轉變成以工作者為主體，這樣的趨勢正逐漸浮現，但它對於大專工作與學生的影響與可能的傷害，是否為人們所知悉？這即將被犧牲的種種，可否被人們所看見？
恐懼的假想
事後與友人分享這些想法時，友人好意提醒，也許得正視這個趨勢當中背後所浮現的「恐懼」──工作者對於學生當家作主的恐懼，以及對來自於上級壓力的恐懼。我也許真的不夠有同理心，難以理解這些恐懼實質上的內涵與所造成的心理效應。也許這樣的恐懼，對於學生當家來說，我覺得學生真能當家自主到如此的話，工作者應該甚感欣慰；就算學生做的不夠好，只要在旁等著扶他一把即可。若不放手給學生在跌跌撞撞中學習，哪會有站立行走與奔跑的一天呢？而學生的成長與茁壯，不正是輔導們的期待與想望嗎？
至於對於上級壓力的恐懼，也許上級真的有對於人數增長的殷殷期盼，這不單單是上級的期待，也是很多大專團契與地方教會的期待。那對於這樣的期待與人數上的需求，是否非得犧牲學生整體規劃與考量營會的能力與權力，將決策權集中在總會大專上，並弄成一個數百人的大型營會才能解決？難道就不能讓籌委會自行決定該屆要辦小而美或大而華的神研班？難道沒有可能去發展出一屆多梯次的神研班（既能夠在每梯次保持類似於「小班小校」的舒適空間感，又能透過多梯次而招收更多的學員）嗎？不管出路為何，難道不需要讓作為大專工作與神研班主體的學生們參與在這當中的思索與決策嗎？
若把學生視為神研班與大專工作的主體，這些問題、壓力與恐懼，恐怕是需要丟出來與學生們一起面對、思索，找尋解決之道。可是在目前這種權責往工作者集中的趨勢之下的神研與大專，究竟成了「誰的神研」、「誰的大專」呢？在講求權責劃分統馭管理下的大專工作，興起了管理主義式的行事風格。弔詭的是，過往十年的台灣教改正是想跳脫管理主義，而至今未能成功；未受管理主義荼毒的長青團契大專工作與神研班，卻正一步步地想要跳入管理主義的鐵籠之中。該用什麼樣的表情來面對此一情境，老實說，還真想不出答案，只是此刻已換我深陷恐懼之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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