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R i g h t s） 、1950 年「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Rights），1966年「國際公民和政治權利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Political Rights）等相繼肯定隱私權為個人之基本權利後，不論各國憲法上是否明文保障隱私權，但透過憲法解釋或概括條文方式，將隱私權納入憲法基本權已是潮流趨勢。其中隱私權所涵蓋的範圍，包括直接與間接足可辨識個人之資訊內容，身處快速變動的資訊環境中，再加上虛擬世界不斷擴大，隱私保護儼然已成為國際共通議題。台灣政府預計於今年七月全面換發數位身分證（NeweID），但關於數位身分證的個資隱私應如何保障與侵害救濟，中央政府至今仍沒有完整清楚地說明，因此引起學者和政府的論戰，以及社會大眾的不安和輿論。

 

數位身分證的爭議

台灣對於身分管理的概念來自於日治時代的戶籍管理制度，但日本制度並沒有我們所謂的身分證或身分證統一編號。身分證與身分證統一編號制度真正的起源，其實是國民政府在1949年之後才引入台灣。「身分證」一詞首見於1942年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時，首都重慶市實施的《重慶市居民登記實施辦法》；而戶籍法中最早出現「身分證」一詞，則是1945年修正通過、1946年公布施行的版本。1948年，因為國共內戰的關係，國民黨政府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製發國民身分證實施辦法》，目的在於管理從中國遷徙來台的人口，並防堵共產黨滲入台灣。但到了今天，身分證的用途相當廣泛，和原來僅作為身分管制的目的已大不相同。例如：在網路某個平台註冊時，往往也會要求填寫身分證和生日；住飯店、旅館時， 也會要求出示身分證並填寫詳細資料。身分證如此廣泛的用途，已超越法律規範的界限。換句話說，身分證在許多方面的使用，並非法律保護的範圍。法律並沒有就「何時可以蒐集及利用人民身分證及其識別資料」，做出清楚的界定及規範，造成現實上過度濫用身分證。

 

數位身分證功能很多，包括：（1）公開區：姓名、生日、相片、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役別、婚姻狀態；（2）加密區：配偶、父母、性別、出生地；（3）自然人憑證區：連結勞保、公保、財稅，以及護照使用等相關資料。台灣人權促進會先前發起連署，訴求包括：應保留無晶片身分證；應暫停換發作業，先修法或立法；應成立獨立的隱私保護專責機關。因為數位身分證只要一張晶片，就能整合身分證、駕照與健保卡等多種個人資訊，並提供國民年金、勞保、不動產交易、護照簽證、公投連署等功能。倘若個資無法獲得百分之百的保障，那不僅是隱私遭受侵害而已，甚至可能升級為國安危機。

 

數位身分證幾乎涵蓋所有的個資，但按內政部的規畫，並沒有特別限制卡片的適用範圍，人民皆可以此卡進行數位身分驗證，進而存取公、私部門的服務。在2015年政府喊出數位身分證時，不少人民表示支持並樂見台灣與國際接軌；但後來因政府處理承包工程的不謹慎，導致疑慮聲音四起。2019年初，行政院宣布2020年10月換發新式數位身分證，由中央印製廠全權負責。「新式身分證標案」從原來的公開招標，突然改成限制性招標，而且直接由中央印製廠得標，消息一出，所有製卡業者一片嘩然，因為中央印製廠根本沒有晶片製造的技術與經驗。2020年2月，內政部委託中央印製廠辦理的數位身分證，由東元集團以32.9億元得標。後來台北地檢署接獲檢舉，指東元集團（TECO）涉嫌以不實的證書投標，其中關鍵的證據是一段錄音檔，為負責防偽安全國際認證的艾爾柏（Alberk）公司負責人與廠商的對話，內容指東元未通過認證，卻以不實的證書取得標案。電話錄音檔提及得標的東元集團，涉嫌以不實的防偽安全國際認證文件投標，讓東元集團根本沒驗證就取得合格證書，有先上車、後補票取得標案之嫌。傳出得標的東元集團為了賺取價差，轉包給中國合作廠商代工，還被檢舉涉嫌以不實的證書投標，而數位身分證規劃案遲未公開也遭質疑「黑箱」。

 

隱私權的基本概念

隱私權概念的起源，可見於Samuel D.Warren和 Louis D. Brandeis在1890年於《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發表的一篇論文〈隱私權〉（The right toprivacy）中提到「不受干擾的權利」（Theright to be let alone），指個體不論是人身或相關之財產皆應受充分之保護。後續國際所發展之法案或規範，亦多以隱私權為起點，逐漸發展至個人資訊保護。在〈隱私權〉一文中，Warren和Brandies二人將隱私權界定為「生活的權利」（right to life）與「獨處的權利」（right to be let alone），個人對其思想（thoughts）、情緒（emotions）及感受（sensations）有自主權，意即個人對其私人領域事務是否公開具有同意與否的權利。1960年，美國知名法律學者William L.Prosser發表〈隱私〉一文，Prosser在文中指出，法律上的隱私權包含四種侵權行為，包括：（1）對他人隱居（seclusion）、私密（solitude）或私人事物之侵擾；（2）公開揭露令人難堪的（embarrassing）私人事實；（3）公開揭露致使他人受到大眾誤解（a false light）；（4）為了自己的利益（advantage）而使用他人之姓名或特徵。Prosser之論點，看似僅限於法律上之權利，但其實已體現美國憲法保障基本權利之精神。

 

台灣目前的現行憲法，並無明文規定隱私權為基本權利；但近幾年來對於隱私權尤其是資訊隱私權方面，相關的研究及討論越來越多。所謂資訊隱私（informationprivacy），係指每個人基本上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將其個人資料交付與供利用。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中，將隱私權之意涵定義為「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既不限於私密性資訊之保護，也同樣是以自主控制、決定為核心內涵。由此可知，「自主性」是資訊隱私權的絕對要件。但資訊科技日益精進，個人資料流通方便、容易取得，個人對於資料控制的「自主性」，相對而言是降低的。因此，國家除了將隱私權用憲法與法律保障之外，也應該積極教育社會大眾關於隱私權的概念，不要因為便利性而降低個資控制的自主性。

 

隱私權應優先於數位化

由上述可知，隱私權在我國雖未寫進憲法文本，但由大法官解釋來看，隱私權儼然已成為憲法位階所保護的權利。但隱私資料保護概念，長期以來並不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緣由為現行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保護客體，僅限於經電腦處理之個人資料，適用主體亦限制在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之特定行業等，法條適用性較為狹隘。現今，個人資料保護之意識日漸提升，再加上個資法的通過，個資防護議題亦隨之增溫。因此，「數位身分證」之問題爭議，正好反映了民主政治與隱私保障的關聯，不論政治機構如何運作，都應當回歸憲法保障人民權利的思維，並符合社會生活的脈絡，而不只是政治權力與政績的思考而已。

 

神學省思

私權的定義。但從舊約、新約開始，由於人具有上帝形象（Imago Dei）、耶穌為人類犧牲自我，以及保羅式公平信念等整合性概念，因此包括人性尊嚴、自由權、平等權，甚至進一步的隱私權、環境權、社會權等權利概念，都是由此而來。當政治無法擺平隱私權與資訊安全的時候，基於基督教人權的概念，我們仍應當提醒政府，不能因為方便管理個資及刻意拉抬國家數位科技的進步形象，就低估屬於人性尊嚴一部分的隱私權。況且，既然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已是民主國家普遍的共識，台灣政府本來就有責任、義務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以彰顯上帝賦予人民權利的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