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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使者雜誌 >
第39期 倒數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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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經驗與台灣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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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endell P. Karsen
(前東海大學校牧，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專學生工作者。目前是美國歸正教會在香港的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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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沈紡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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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於1969年至1973年間在台灣教會服事，然後從1974年至今，都在香港教會中工作。而自1977年開始，我也和中國教會有過很多次接觸的經驗。
關於1997年7月1日香港歸還中國之後的處境，基督徒到底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大家的看法是愈來愈分歧了。有些基督徒認為，教會應當斷然拒絕中國對於宗教團體的任何政治上的要求，以避免用任何方式參與政治性的事務和決定。有些人卻主張基督徒必須一馬當先，全面參與香港的未來規畫與發展。然而大多數的基督徒仍然採取模擬兩可的立場。
舉例而言，中國曾於1995年首度邀請香港的宗教團體派員參加中國的國慶日活動。此項邀請立即引起香港基督徒們不同的回應態度與看法。有人主張，派員參加能夠促進他們與中國官方之間的對話。有的人卻認為，這種對話無異於進一步與惡魔唱和之舉。
中國也曾於去年邀請宗教團體派代表，參與香港首任行政首長及臨時立法局的選舉。結果大家的意見依然是南轅北轍。最後只是徒增基督徒之間的猜疑，造成基督教團體在立場上的日益兩極化罷了。這些問題所引起的爭論，便已在現今造成了如此地軒然大波，那麼我們真的很難想像，將來當更切身的爭議性問題發生時，會產生何等的後果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北京一打嗝，就能在香港的基督徒之中，造成分化與決裂的後果。那麼，北京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必能予取予求，而將來香港政府恐怕也只有默許與退讓的份了。除非基督徒們能學習彼此信任、團結一致、包容異己，否則，香港教會的前途實在很不樂觀。而這種包容的態度，意味著香港的基督徒必須捐棄成見，共同堅守基本立場，不容猜忌瀰漫在彼此之間。
台灣的基督徒顯然也應以此做為借鏡。除非台灣的基督徒能團結一致，並且致力於共同期待的目標。否則他們對於台灣內部事務及海峽兩岸會談的影響力，最後都將喪失。
不同的教會及基督教團體，採取了不同的態度與方式來迎接1997年的來臨。有的教會團體嘗試獨自建立細胞小組、開拓小教會及服事計畫，不再依賴政府的直接補助金，也不再受制於政府的掌控。例如，他們在私人的房舍裡設置家庭教會，有別於那些在政府所補助的教會學校裡所設置的教會。他們大都預做了最壞的打算。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所做的承諾都不可靠，同時也認定「一旦成為恨惡共產黨的宗教，便永遠成為恨惡共產黨的宗教」。
有些基督徒堅持民主路線。他們對中國極度不信任，並且主張採取「安全第一」的政策。換言之，他們認為維繫現今香港所享有的宗教自由及種種自由的唯一保障，便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唯有獨立的司法體系及民選的政府，才能保障平民百姓，免於既得利益團體的宰制及中國政府的干預。
有的基督徒抱持著「鴕鳥心態」。他們認為，只要不干涉政治，專心讀經、祈禱、敬拜和傳福音，將來便能驅離威脅宗教自由的妖魔鬼怪。
大多數的基督徒尋求一種協商、溝通和妥協的中間路線。他們相信，基督徒應當依靠信心和盼望而活，不應陷於恐懼與絕望之中。多年來，他們已經嘗試與中國教會及中國政府官員，建立起彼此瞭解與合作的橋樑。結果，他們與北京當局達成了若干的「諒解」，這些「諒解」落實在特別行政區新憲法裡的宗教自由基本原則之中：
1.香港教會得以維持現有的敬拜、事奉和見證。
2.香港教會得以持續經營現有的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機構。（包括香港地區現有的20%病床、40%學校及60%社會服務機構）
3.香港教會可以繼續和海外教會及普世福音機構互相交往並接受援助。
4.香港教會得以自由僱用外籍職員。
5.香港教會得以在獨立自主、彼此尊重及互不干預的基礎下，與中國教會發展關係。
這些基督徒們認為，時代已經改變了，雖然中國教會遭受重重限制，但已經重新獲得了基本自由。他們主張，應當給予中國政府一個新的機會，以便讓中國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寫下新的一頁。然而關鍵在於，我們能夠期待中國政府改變本質嗎？我們能夠天真地相信現有政權的承諾嗎？
我認為，只要任何福音要素或宗教自由的基本成分不被打折扣，我們就應該公平地看待這種探討問題的方式。論及這種探討方式對台灣基督徒的啟發，特別是在台灣當前的政治新情勢之下，讓人不禁要問，為何台灣的基督徒不做更多的努力，以打開與中國教會及中國主管宗教事務的官員之間的對話大門呢？然而，我也知道，這不是一廂情願的事，畢竟一個巴掌是拍不響的。
有鑑於此，我只要一有機會，就會鼓勵中國的基督徒及台灣的基督徒，互相伸出友誼的手。我也會鼓勵中國及台灣的基督徒，都能和「走中間路線」的香港基督徒對話，彼此發展進一步的關係，並且儘量以信仰為基礎，減少相互之間的畏懼感。同時也希望這種對話關係，能夠突破政治上的層層阻礙，促進彼此的了解與合作。這三個地方的基督徒，必須相互幫補、共謀智慧，以乘風破浪、航向未來。
至於香港教會的未來走向，我願意指出教會應該承當的一些基本工作，以便因應一九九七年之後的新情勢，而不僅僅是謀求生存之道而已。
首要工作，便是訓練我們的會友積極參與香港的任何決策過程。esmond Tutu主教曾經說過：「罪惡乃是唯一的世俗事物，其餘的都歸屬於上帝。而上帝要我們和祂一起來拯救罪惡。」我們不能夠用「鴕鳥心態」來逃避我們四周所發生的種種，包括政治事務在內。
其次，我們應當傳揚信心與盼望的福音，不要讓我們的天性充塞恐懼與猜疑。大家都是在苦難中成長。中國與台灣的基督徒，在過去的歲月裡，都曾歷經滄桑。但是，我們不可在歷史的洪流中停滯不前，以致無法寬恕別人、彼此相愛或重新信賴對方。雖然，中國教會仍然必須不斷面對種種挑戰，然而，以比較性的眼光來回顧歷史，我們發現中國的基督教會，在那片廣闊的土地上，經歷了驚人的、奇蹟般的大復興。中國當局也至少容忍了十七年以上的教會復興。我相信中國當局有更為充分的動機與理由來寬容香港教會。而未來的十七年，中國政府是否有可能邁向更加開放與包容的境地呢？我們祈求此事果真能
如願以償，同時也不忘提醒中國政府注意它尚存的缺失。
第三點，我們必須投注更多心力來培育我們的年輕人。他們是未來教會與社會的棟樑。將我們的希望帶給他們，而不是把難題留給他們。這項培育工作必須重質而不重量。例如，我們雖然設立了許多學校，但是我們的努力還不夠，無法確保學生已經充分領受了基督徒的生活觀。今日年輕人的需求，愈來愈前衛。為了讓基督的福音能更加吸引他們並且切合他們的需求，我們必須更新學校和教會的教育方式；我們必須讓他們更加明白信仰與生活之間的關聯。
第四點，我們應當改進神學教育。我們的男女傳教師，應該接受更好的裝備，才能帶領教會走入九七之後的年代。他們必須接受宣教的訓練，而不僅是牧養的技巧。他們所接受的聖經神學，應當是整全的、涵蓋生活各層面的神學，包括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層面。例如，他們應該研習馬克斯主義，瞭解其與基督徒生活觀之間的異同點。他們也必須通曉中國近代史，知道如何批判它。他們應該同時會說母語和北京話，才能有效地和愈來愈多即將定居香港的大陸人溝通。他們必須了解香港的社會問題，以及如何以基督徒的觀點來加以表達。
第五點，我們應當將香港中上階層的教會及一般公寓居民之間的隔閡打破，以便將福音傳給他們。如果我們準備提供能取代大陸馬克斯主義及物質主義的相關替代品，我們基督徒就必須活出受苦、犧牲與服務的生活模式，才能符合上帝的要求，以便說服那些貪愛錢財的香港人「人活著不是單靠麵包」。
第六點，我們必須持續與中國的基督徒建立彼此瞭解與合作的管道。例如，近年來香港教會與中國教會之間，人員的交互訪問，使得雙方都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我認為上述的觀點與方針，對台灣教會而言應屬中肯。我知道台灣的歷史及當前的處境，全然不同於香港，但也有許多類似之處。但願台灣教會能夠從香港的發展歷程裡，擷取寶貴的經驗，得以清楚從中洞悉何者可以運用在台灣本身的處境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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