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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期 全球化的挑戰——教會如何迎接21世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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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 |
| 全球化脈絡下的社會實踐——台灣的國家認同和社區／部落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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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撒克．阿復
(現為台北圳安原住民教會傳道師、台灣原住民族勞工聯盟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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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可以說是處於全球化的脈絡之下，隨著全球化的漫延和擴張，世界秩序正在重構。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社會如何發展，地域文化如何反應，民族主義如何重振旗豉，構成了當前知識界的重要議題。
一般的批評認為，當前資本主義的發展已達新的階段，以新的生產形式，漸已創造出新的社會秩序。在這種社會秩序裏，一切生產和再生產的條件都已經直接被資本吸收——由於取消了社會和資本之間的界限，資本自身變成了社會性。為了進一步攫取新形式的剩餘價值，資本必須擴展它控制整個生產社會合作領域的邏輯，將整個社會都包括進去。只有採取這種方式，資本才能進入社會權力的流動，而這種權力本身就是資本的權力。
就目前發展情況而言，因應新的生產形式，資本正在重構積累的特殊空間。由於文化（文化工業）是資本組織並傳播生產欲望的基地，所以資本必然滲透並壟罩文化生產的空間。亦即，隨著跨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文化也將進入跨國化的過程，形成所謂的全球文化。這表明了一種歷史和文化的轉變，一種時代的斷裂，或者說是一種後現代特徵。對於這些變化和斷裂，必須以一種新的方式來理解，因為跨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一種難以察覺的資本內在邏輯及其作用，將成為社會的支配力量。由此，文化和社會也將伴隨跨國資本的擴展進行世界範圍的重構。因為跨國公司只認同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利用資本滲透到最偏遠、最邊陲的地區，傳播一種影響個人主體構成的消費意識形態，形塑了消費人這類的突變人種，並進一步要將每一個人納入此消費世界的版圖裏。當人們成了消費主體，就會無意識地陷入跨國公司的意識形態範疇，接受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觀點和影響，更由此失卻原有文化認同和文化身分。
此外，隨著跨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公民社會同樣也會重構。西方已開發國家公民社會的衰微或後公民社會的來臨，其主因在於資本和勞動疏離，跨國資本的內在邏輯使政府和公民的構成關係發生變化。政府主要為跨國資本家階級服務，跨國資本家為利用政府而支持政府，互相勾結，共謀資本的增殖和再生產，推行全球資本主義，因而打破了原有的公民社會結構。
如前所述，文化和社會的重構必將影響到民族性和文化認同。面對全球化經濟和文化這新形的帝國主義之巨大吞噬欲望和威力，無遠弗界地全面滲透，我們當然強調民族主義和文化認同，面對新的經濟形式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吾人如何保護民族性和主體意識？如何保持文化認同？這絕對是所有欲建立具公民社會、社會正義及多元文化內涵之新國家，以及主張原住民族主義和自治的運動工作者，無法逃避的歷史課題。
從這脈絡觀察台灣的現況，可看出當今看似混亂的政經局面的發展軌跡。為因應世界經濟市場的邏輯，反而制約並重構了台灣經濟的發展。台灣的資本主義不斷要求擴大再生產，因著資本積累的內在動力之驅策，完成了民族國家（新台灣人主義）形成的工作，更進而衝向國際。然而，卻在全球化市場版圖的競爭或被收編中，反噬了此種以民族國家為基地的發展模式，更進一步挖空了民族經濟和民族國家的根基。由此我們當反思，台灣人民欲建立新國家之意圖，是否被這新政商共同體型構的民族國家扭曲了？全球化版圖中跨國公司和政府聯手對公民社會的弱化，我們當以何種策略因應？台灣所要建構的新國家如何擺脫全球化運作邏輯的掣肘？其次，為要確保競爭實力，國家機器和資本家利益共同體聯手起來為擴大資本，以環境殖民（國家公園、狹隘的環保保育中產價值、921地震後以保護為名粗暴的集團移住）；經濟和文化帝國主義的殖民或藉福利殖民主義之手段，根本地斷絕民族文化和部落土地的認同，資本就堂而皇之的入主了。
我們必須正視這個事實，即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已被壟罩在全球化的幽靈之下。我們所處的時空是全球化的脈絡，亦即跨國資本時代的全球化狀態。我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甚至是自我認同已架構在這個時空範疇，現代國家和社會之體制也將受制或內化於此運作邏輯。
在此情勢大致底定下，我們要問在全球化脈絡下，除了上述全面向的解組和重構外，是否有其他社會的可能性？事實上全球化的帝國霸權理論和實踐，激起新形式的去殖民論述／實踐的反撲，並在全球化對「現代性」全面整頓重構趨向中，面對二十世紀末國家、社會、文化理論已入強弩之末情勢，提出新的社會實踐藍圖和策略。立基於後現代政治實踐，全球化盤整出清現代性存貨之際，提出透明和多元可即性的社會工程。
當現代性所宣稱的政治象徵已無法含蓋現代人對人民民主、透明性的要求，全球化過程挑戰和鬆動了建立在這科層建築之上的龐然機制，並召喚了新的政治象徵，這導致了新的文化實踐。這象徵聚焦於環保、人權、少數及弱勢族群、原住民族、消費權利、宗教運動、自由民主化以及世界主義，這些議題皆架構在全球性的實踐與其未來隱含的議程（agenda）中。透過去／後殖民的實踐，文化社會運動的湧現，不僅批判拆解國家組織最為嚴密的部分。也在這種實踐裏對依賴傳統家庭、階級、宗教、出生地、教育之認同結構者，因著全球化快速流通的象徵系統，產生所謂去／後傳統化（de／post-traditionalisation），這影響了人們社會認同之形成與再生產的過程。由此人們凝聚或規劃議題和組織，並孕生了社區意識，這意謂著市民社會的重構，以及新的社會聯結和網絡的活絡，這些都有助於創造和重塑他們自己的社會認同。
因此，討論新國家認同或建國運動的瓶頸，若不在這樣的背景下來觀察，就無法瞭解現階段建國運動之論述困境：即在現代性理論之民族國家意識型態牢籠中無法自拔，以及為何無法感動在全球化時空脈絡下成長的新生代之癥結。而且，全球化過程中辯證性產生的各式各種的「再地域化」地方實踐，和文化認同結構之重構，正好符應了台灣近年來社區/部落主義的蓬勃。其次，在921震災後，原住民族受災部落重建工作的艱難，主要在於自主性組織的闕如及荏弱，在無所逃於天地間的全球化趨勢中，部落自主性組織的形成和結盟，是重構集體記憶和文化認同最重要的基地。全球化脈絡中，國家權力在隱退，是原住民族自主性構成的契機，然而挾龐大經濟宰制力量之文化帝國主義，如果缺乏社區／部落組織自主反挫和地方再生產的機制，將是木馬屠城的再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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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脈絡下的社會實踐——台灣的國家認同和社區／部落運動 (第 5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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