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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使者雜誌 > 第146期 150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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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一與孤立之間擺盪—淺談二次大戰後PCT的認同與挑戰
在普世思潮影響下,PCT發展出關懷社會公義,關心台灣前途的信仰態度。
關鍵字:
作者/鄭仰恩 (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

※台灣基督教史上的三波宣教發展:

為了方便起見,台灣基督教史的研究者大都將前來台灣進行宣教或設立教會的團體依時間先後及所屬體系的不同而區分為三波明顯可見的運動或時期:第一波於十七世紀上半葉隨著荷蘭及西班牙殖民事業在福爾摩沙島(Ilha Formosa)上的拓展而開啟,並於鄭成功逐出荷蘭人(1662)後逐漸消失;第二波屬於西方基督新教的「大宣教運動」(“Great Missionary Movement”)的一部份,於十九世紀下半葉進入清國統治下的台灣;第三波則發生於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的1940年代末期,當國民黨政權被共產黨擊潰時,幾乎原本在中國發展的基督教團體都隨之「轉進」到台灣,是一大規模的遷移和變動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三波宣教運動中,都是屬於加爾文傳統(Calvinism)的教會或宣教團體扮演最顯著且活躍的角色。在第一波裡,荷蘭改革宗教會在殖民情境中積極對平埔族進行宣教與教化,成效顯著;在第二波裡,英國和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則分別在南北兩路設立宣教區並成為引介現代化文明的先鋒,但不久也遭到新興日本殖民政權的挑戰和壓制;在第三波裡,剛成立且帶有本土自立特質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簡稱PCT)則在普世與宣教運動及社會關懷方面展現巨大能量。

今年適逢PCT即將慶祝宣教150週年,根據上述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二次大戰為界,將PCT的歷史經驗分為兩階段來加以分析:二次大戰前的PCT是「一枝獨大」的局面,除了少數的教會群體(主要在高屏地區發展的天主教會和1926年後抵台的真耶穌教會和日本聖教會)外,幾乎獨佔了台灣教會的舞台,所面對的主要是內部的張力和首次的政教緊張局面。相對的,戰後的PCT則面對多元教派「百花爭鳴」的局面,並開始面對「合一或孤立」的兩難與挑戰。

※二次大戰前的內部張力:整合或分立的挑戰

簡要地說,在「英、加聯合宣教師協議會」的主導下,1912年10月在彰化正式召開首屆台灣大會,將南北教會聯合起來,也成為PCT的前身。接著,剛成立的台灣教會更在日治中期分別經歷了南部的「三自運動」和北部的「新人運動」等稍具雛形的本土運動,因而逐漸朝一個獨立自主的方向邁進。在這個基礎上,台灣教會也才能夠堅忍度過日治後期的侵略性軍國主義。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內部整合或分立的張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南北兩神學院的聯合風波。儘管1915年的第四回台灣大會議決以台北為聯合神學院的院址,此一決議卻未能形成共識,且於1927年正式破局,南北教會間的張力至今仍未完全消解。

自1931年起,日本政府為好戰的軍國主義者控制,開始壓制基督教,日本當局也對台灣教會大施壓力。尤其1937年日本大規模侵略中國(北支事件)後,推動「精神總動員運動」,企圖動員教會支持其政策,結合神道教、軍國主義、天皇崇拜的「皇民化運動」更在太平洋戰爭(1941)後加速推行。這當中,最大的爭議焦點是「神社參拜」的問題。北支事件後日本總督府規定人人必須參拜神社,台灣居民家中供奉神道教的「大麻神」。政府辦的學校都必須參拜神社,私立學校如教會學校者若不願參拜者政府不予承認,亦即畢業後無資格升學公立學校。起初教會學校不予理會,但是1931年以後日本政府開始對私立學校施加壓力,並強調「神道」不是宗教,是日本的一種國典,旨在表達崇敬皇室和日本的古代傳統,並區分官方禮拜及公眾禮拜。如同德國基督徒一般,台灣基督徒也必須面對在上帝與「天皇」(Tenno)之間告白「基督主權」的問題。

回顧這段信仰試煉的時期,對PCT牧長及信徒來說,是一段屈辱又不堪回首的經驗。確實,相較於勇敢抗爭的韓國甚至滿州國的基督徒,台灣基督徒似乎比較膽怯且默從於日本戰時軍國體制下。當然,對剛剛學習自立及自主運作的年輕PCT來說,這樣的考驗是始料未及的,也可以說根本就還沒預備好。在此一階段,可能只有少數到過日本留學的年輕牧者曾經接觸到巴特(Karl Barth)的「危機神學」(“Theology of Crisis”),因此對政教間的議題缺乏深刻的神學反省,當然也就沒有勇氣的灌注和信仰良心的行動了。

整體而言,PCT在日治時代的初步整合為她建立穩固的基礎,也形塑了她在戰後台灣的「主導」地位。然後,在二次大戰前,首次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經驗到政教關係的張力,後來,在國民黨的「外來政權」統治下,才漸漸發展出處理政教問題的圓熟智慧。

※二次大戰後的新局面:教派傳統的多元發展

二次大戰後不久的1949年,約150-200萬的所謂「大陸人」隨著國民政府自中國遷台,佔當時全島人口的14%。這些「新住民」在惶恐、不安的危機感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成為基督徒,在信仰上找到慰藉和盼望,類似1950年代韓戰爆發後南韓教會的發展處境。

此一階段有大量(原本在中國服務)的宣教師和人力、財力等資源「轉進」到台灣,也形成「國語教會」急速擴展的新局面,連帶地整體教會都大幅成長。根據統計資料,在這段期間基督徒人數由51,000人增加到220,000人,神學院由兩所增為十所,和「宣教」相關的團體由四個增為33個。在此一階段,政教間的關係也相當融洽,特別是因為蔣介石家族(蔣宋美齡屬於衛理公會)的關連。根據周聯華牧師的說法,當時幾乎政府官員中每五個人就有一個是基督徒。

查時傑教授分析來台後成立的「國語教會」系統,將之分為四大類:(1) 較大的教派(傳統主流教派):包括信義會、衛理公會、聖公會、浸信會等,主要以照顧自中國來台信徒為主,傾向以「國語」為主體,台語教會為點綴;(2) 小教派:包括循理會(Free Methodist)、貴格會、聖潔會、宣道會(Alliance Church)、安息日會等,「國語」、台語聚會兼有,但仍以前者居多;(3) 獨立教派:包括教會聚會所(現稱「召會」,後又分出基督徒聚會處、神的教會等)、中國佈道會、靈糧世界佈道會(今之靈糧堂系統)等,「國語」、台語聚會兼有,但仍以前者居多,其中聚會所的發展相當急速;(4) 在台灣因「語言」因素而新創設的教會,包括台北地方教會、高雄地方教會等「國語禮拜堂」系統的教會。

面對當時教派傳統多元發展的歷史脈絡,PCT受到普世合一運動的影響,積極參與由主流教會(含天主教會)所組成的「教會合作委員會」(ECC)並推動國內的教會合一見證。事實上,儘管後來合作關係及模式生變,PCT先後積極促成了主日學協會、基督教論壇報,以及東海大學的創立。黃武東牧師曾任論壇報第一任社長,彌迪理牧師(Daniel Beeby)則是籌辦東海大學的主要推手,這些都是台灣基督教史上的美好見證。

1965年後,台灣政經局勢漸趨穩定,加上社會轉型(走向工業化、都市化),宣教發展逐漸停滯,主流教會大多維持現狀,反而是使用台語的非主流教會如真耶穌教會、聚會所(現改稱「召會」)、聖教會等尚能成長。到了1980年代,結合靈恩運動和小組教會模式的幾個獨立教會系統開始在都會地區發展,如靈糧堂、行道會、真理堂等,這是新的教會生態。

※普世運動所帶來的外部張力:合一或孤立的兩難

自1951年起,甫成立的PCT隨即加入國際教會組織,包括普世教會協會(WCC)、世界歸正教會聯盟(WARC)、亞洲基督教協會(CCA)等。在長期參與、投入普世性教會組織的情形下,長老教會在信仰反省上受到普世教會以信仰立場關懷人權、社會公義、族群和諧、環境整全等思潮的影響。舉例來說,台灣本土神學家黃彰輝所提出的「實況化」(contextualization)原則,強調福音與週遭實況不可分離的關係,可以說正反映普世教會與台灣教會在神學思潮上的交互影響。而PCT的本地領導者和神學研究者,長期在這些機構所贊助的神學院中受教育,或是參與各種培育、研究計畫,自然受到自1960年代起盛行於全世界主流基督教界的普世神學思潮的影響。

在普世思潮影響下,PCT發展出積極關懷社會公義和台灣前途的信仰態度,學習探索普世宣教與合作、公義與和平、兩性平權、族群關係、宗教對話、全球化與經濟不公義、生態浩劫與環境整全等重要議題,特別關心婦女、青年、孩童、無根子民、原住民、殘障人士、同志族群、外籍勞工及其他弱勢邊緣團體的基本人權並提昇其尊嚴,也關切廢除死刑、免除貧窮國家外債、宗教容忍等倫理議題。值得一提的是,自1980年代起,PCT通過普世運動所支持的「城鄉宣道會」(URM),進行社會運動及草根工作者的訓練,跨越族群和宗教界線,成為帶動台灣社會改造及主權尊嚴的先鋒,貢獻良多。

PCT積極參與台灣民主發展的關鍵,應該就是「百週年紀念活動」前後的1960年代。事實上,自1950年代末期起,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就開始以懷疑的眼光視長老教會為「台灣人意識和情感」的重鎮,而不久後所有的緊張都指向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否任何相信耶穌基督的人都應該是反共主義者?」更尖銳的是,整個衝突點環繞在「是否該讓以共產政權為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這個議題上。在這種「反共意識形態凌駕一切」的荒謬情境中,PCT所正式加入的普世教協(WCC)接納許多共產國家的教會為會員的議題開始逐漸曝光。

當PCT於1965年為慶祝宣教百週年而舉辦紀念活動時,當時以反共護教為口號的「萬國教聯」(ICCC)及其領導者麥堅泰(Carl McIntire)已經開始混淆台灣社會和教會的視聽,甚至荒謬地指控PCT將利用大型群眾運動「發動革命」,而悲哀的是蔣介石似乎聽得下他的說法。在這敏感的時刻裡,普世教協又公開主張應該讓中國加入聯合國,因為確信只有當中國這個帶有強烈不可確定性的霸權國家加入國際組織時,國際社會才有可能加以規範。

因此,自1967年起PCT就開始遭受到國民黨政權前所未有的壓力,要求她退出普世教協。結果,在國民黨政府「反共至上」意識形態的持續壓力以及教會內部因意識形態之爭所形成的「陰暗」氣氛下,PCT於1970年在歷經流會的第十七屆臨時年議會中,通過「脫離聲明書」。然而,普世教協深深了解PCT的處境和實情,因而延緩做出任何決定,一直到1985年PCT再次提出申請加入為止。這事件在PCT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留下不可抹滅的陰影。

這些衝突和緊張日益昇高,加上1960年代末期台灣內政、外交情勢的急遽變化,一連串如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外交逐漸孤立、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中美邁向「關係正常化」等事件的發展,使得台灣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不安與危機感。有鑑於此,當時「教會合作委員會」(ECC)也草擬了一份共同聲明,建請政府全面推動政治革新,並應尊重一千五百萬台灣人民的主權和尊嚴,以「自決」的原則來決定台灣前途。這份文件是由浸信會周聯華牧師、衛理公會羅愛徒會督,以及PCT的英國宣教師彌迪理牧師所組成的小組所撰稿,其後小組再加上信義會張齊堂監督,並由PCT總幹事高俊明牧師擔任召集人。後來,在聲明草稿完成後,因為其他教派在政治壓力下表明無法在這份文件上簽字,才由PCT於1971年12月單獨發表。這就是當時震驚海內外的《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

該聲明也致使海外以PCT信徒為主體的台灣人(包括黃彰輝、宋泉盛、林宗義、黃武東、駱維仁、王成章、郭得列等人)於1972年發起「台灣人自決運動」,以呼應台灣國內的民主自決運動。接著,有鑑於台語聖經被沒收,美國總統福特訪問中國,以及台灣諸教派間的不信任和攻擊,PCT再於1975年11月發表《我們的呼籲》,堅持「自決」的權利,強調教會的先知職份,主張講母語的權利和文化的自主性,教會間應有的和諧與互相尊重,以及和世界教會的關係,最後強調社會公義是教會的宣教使命。兩年後,在美國國務卿范錫訪問中國前,PCT於1977年8月發表《人權宣言》,主張「人權和鄉土是上帝所賞賜」,應「保障台灣人民的安全、獨立和自由」,並基於自決的原則「促請政府建立台灣為一新而獨立的國家」。

※兩個陣營的形成:信仰與意識形態的糾葛

PCT先後發表三個宣言後,馬上受到國民黨政府和媒體空前巨大的壓力和圍勦。不過,最有趣也值得深思的是普世教會和本地教會的兩極反應。一方面,普世和亞洲的三個最主要國際教會組織以及將近30個國家的友好教會都派代表或致函向長老教會表達聲援之意。

但另一方面,以外省族群為主體的「國語」教會對此事卻有相當強烈的反應。譬如,信友堂就發函支持政府「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並視「以三民主義立國」的中華民國為「代表中國八億同胞的合法政府」;《福音報》以一連串的社論指責PCT,甚至主張神學院、教會使用台語是「違背政策,是被鬼附身,是令人羞恥的事」;《校園雜誌》則以稍具較理性的態度主張「教會不應自命為時代的先知,也沒有聖經的根據扮演干預政治的『壓力團體』角色」。當時天主教中國主教團也提出評論:「該宣言僅代表一小撮人」、「不僅幼稚,又屬矛盾」、「違反基本國策,又絕不符合一千七百萬自由中國人的願望,勢必造成長老會的內部分裂」。

不可否認的,針對此事PCT內部並不是沒有異議之聲;此外,上述「國語」教會的反彈之聲也不儘然就等同於外省族群基督徒的立場或心聲。但是我們已經可以明顯辨認出在其背後隱藏著族群認同和政治認同交互纏結的意識型態,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意識型態是通過信仰的語言來表達的。也因此,自1970年代後,台灣的教會及基督徒就形成了兩個壁壘相當分明的陣營,環繞著「基督徒是否應該關懷政治」和「教會是否可以支持台灣獨立」這兩個議題進行或公開或私下的論爭。

最諷刺且耐人尋味的是,台灣教會此二陣營之間因著對「普世合一運動」之不同態度所產生的對立與分裂。大致而言,在對PCT的觀感和態度上,其他主流教會團體反映出「早期批判反對,後期接

肯定」的矛盾心態。讓我舉一個親身參與的經驗為例:在發表三個宣言的二十多年後,亦即台灣政治已經解嚴且邁入民主化道路的1995年,當PCT的長期夥伴「美國長老教會

(PCUSA)前來台灣和「台灣全國教會協會」(NCCT)共同舉行雙邊會議,而與會的主流教會—包括信義會、聖公會、衛理公會、天主教會在內—的領袖們被問及對長老教會於1970和1980年代因關懷民主政治而受苦一事的觀感時,他們卻又紛紛異口同聲地對長老教會過去二十年來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所付出的犧牲和貢獻表達高度肯定與感激之意,也有部份代表對過去自身教會保持靜默甚至發表譴責聲明的做法表示懺悔或提出說明。

※結語:PCT的認同與挑戰

整體而言,在二次大戰後的台灣教會生態中,因為原本具有普世意識的「主流教會」教勢不強,而聲勢壯大的獨立教會對普世運動普遍抱持著抗拒、排斥的態度,導致「在地的合一運動」效果不彰。事實上,台灣教會這種普遍的「反普世」生態,在舉世教會當中非常罕見。這樣的處境也讓唯一積極參與普世運動的PCT持續擺盪於合一與孤立之間,不但嚴重挑戰自身的信仰認同,更讓部分PCT牧者也存著類似的心態,著實令人憂心。

回顧PCT這段苦心經營本地合一運動卻被惡意扭曲、孤立的歷史,我不禁對現今許多膽敢以「台灣教會領袖」自居的新興獨立教會領導人(我不用點名讀者應該也知道是誰)深感厭煩甚至不齒。這些人活在自我建構、自我感覺良好的福音虛擬世界裡,不但神學觀點陳腐守舊,對普世人權價值一無所知且嗤之以鼻,往往僅憑藉著傳播「廉價恩典」(cheap grace)的市場福音有了些許果效而沾沾自喜,讓人感到痛心、惋惜。

同樣令人深感悲哀的是,近年來,許多走靈恩派、實用論的PCT牧者,甘願放棄主流教會原本深厚堅實的神學傳統,進而高舉「神學無用論」、「人數增長論」、「成功/繁榮神學」,甚至毫無警覺地擁抱靈恩派的基要神學,神學水平早已遠落後於近年來迎頭趕上的福音派,更不用說原本所屬的主流神學傳統了,值得深思和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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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來自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新使者雜誌 第 146 期 150年來 (4-9頁)
新使者雜誌 The New Messenger  146期  2015年  2月 150年來 146
本期主題:150年來
發行日期:201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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