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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會人物檔案
獻身普世運動的台灣本土神學家——黃彰輝牧師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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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仰恩 (現為台灣神學院教授)
※ 努力向學
  黃彰輝牧師是二次大戰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最重要的領袖之一,也是在普世神學界裡探討「實況化神學」(contextual theology)的先鋒和先覺者。1他於1914年8月20日出生在日本統治下的彰化,因此取名「彰輝」。他的父親黃俟命剛於1913年被派到彰化來擔任傳道師,彰輝是他的第一個孩子。其後,他隨著父親的工作在鹽水港和台南成長。1922年4月他開始在台南讀小學,1927年受洗於台南東門教會,該年4月進入「長老教會中學」(長中)就讀,並曾於1930年前往東京讀中學校,但因父親病重返回台灣。該年,他通過嚴格的入學考試,進入台北高等中學校(Taihoku Koto Gaku Ko)就讀。其後,在緊張的戰時氣氛中,他再次於1934年前往東京帝國大學研讀哲學(1934-1937年),並接觸當時盛行日本的德國「危機神學」。2

  1937年,他前往英國,先在伯明罕Selly Oak學院中的Overdale學院就讀一年(1937-1938年),適應英國的生活方式和語言。1938年起他在劍橋的衛斯敏斯特學院(Westminster College)研讀神學三年(1938-1941年)。此一期間他結交許多朋友,他的思想明顯受到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布倫納(Emil Brunner)和巴特(Karl Barth)的影響。隨後因日本統治下台灣政局的影響,他留在倫敦,以剛由台灣退休的蘭大衛醫生夫婦(David Landsborough)在紅丘(Redhill)的家為家,並受到絕佳的照顧。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後,他接受邀請,在倫敦大學的「東方與非洲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教授日語課程至1947年為止。在英國期間,他也是備受歡迎的講員,到全英國和蘇格蘭各地方教會去分享有關台灣和普世運動的信息,有不少受到他影響的青年於戰後到台灣擔任宣教師。1941年9月16日英國長老教會封立他為牧師。1944年8月,黃彰輝和英國小姐衛妮弗(Winifred)在紅丘結婚,她也成為他一生最重要的盟友和支持者。3

※ 積極投入神學教育
  戰後,他於1947年9月自英國啟程回到台灣,並積極投入神學教育的工作。1948年4月1日台南神學院復校開課,他受聘擔任講師。1949年8月,原台南神學院院長滿雄才牧師(W. E. Montgomery)退休返回英國,他於1949年8月22日受封立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以及台南神學院院長,時年三十五歲。在戰後艱鉅的處境中,他擔任院長至1965年為止,並將該校建設為當時全東南亞數一數二的神學院。這段期間,在紐約協和神學院院長Dr. Van Dusen等人的協助下,他參與促成美國基督教大學聯合基金董事會在台灣設立東海大學,並和黃武東、陳明清等三人任東海大學第一任董事。

  自1953年起,他開始受邀參與普世教協(WCC)和世界長老教會聯盟(WPA)的會議,並接觸普世神學思潮。在「普世宣教和傳道」運動(CWME)的影響下,他成功地說服當時長老教會的總幹事黃武東牧師應著手進行戰後台灣教會本身的宣教工作。這也是後來「倍加運動」(P.K.U.)的緣起。他於1957年2月12日受選為第四屆總會議長,後來更於台灣宣教百週年紀念的歷史時刻二度受選為第十二屆總會議長。這期間他也曾於1959至1960年間在紐約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進修神學。自1965年起,他受邀至普世教協的神學教育基金會(TEF)工作,先是擔任副主任(1965-1970年),然後接續霍布威爾(James Hopewell)擔任主任(1970-1979年)。在他退休後,他繼續擔任基金會的顧問兩年。4

※ 提倡實況化神學
  黃彰輝是一位能夠敏銳地辨認時代徵兆的人。5 自1940年代起,他就已明確感受到「現代化」、「工業化」等過程對神學的挑戰,更深刻體認到教會的宣教使命就是要「在新處境裡以積極、負責任,且富創造性的行動來回應之」。6 他確信基督教會的宣教使命應是「多面向的」。因此,相對於過去由北往南、由西到東的「單行道模式」,以及隨之而產生的「乞丐心態」(beggarly mentality),他主張現今每一個「地方」都應該是普世宣教的中心和「基地」(home base)。7 此外,宣教也需要想像力和勇氣,亦即致力於「為基督教信仰尋求新且活生生的語言」。8

  黃彰輝對普世教會最大的貢獻,應該是他所率先使用並賦予豐富內涵的「實況化」概念。正如德國新約神學家布特曼(Rudolf Bultmann)主張聖經的語言和意涵必須「去神話化」(dymythologizing),黃彰輝主張所謂的「後進教會」(younger churches)應該先將西方教會及其神學「去實況化」(de-contextualization),然後才能在自己的處境中將信仰和神學「再實況化」(re-contextualization)。9 此外,他也指出「實況化」(contextualization)是比「本色化」(indigenization)更能反映以基督信仰參與在生活實況中的動態概念。實況化代表一個能夠不斷更新變化且以未來為取向(future-oriented)的過程,以他自己的話來說:

  我相信,實況性(contextuality)是一種批判性的評估,試圖在「上帝之宣教」(missio Dei)的觀照下,探索到底是何者能讓實況產生意義。它是對「時代的徵兆」所作的宣教學上的辨識,試圖探尋上帝正在工作並呼召我們參與於其間的場所。因此,實況性並非僅止於認真但毫無分別地看待一切的實況,它是在個別、歷史的時刻裡讓實況喚醒我們的良知,讓我們在受召參與「上帝之宣教」的教會宣教的觀照下評估實況的獨特性。這樣的良知喚醒過程只能通過「涉入」和「參與」來獲得,而批判性的認知往往也藉此而生。但此一過程所激發的,應該還包括回應和實況化的能力。真實的實況性引向實況化(contextualizing)……真實的神學反省只能如同「場域中的神學」(theologia in loco)般地發生,在具體的實況中嘗試分辨其實況性。10

  換句話說,黃彰輝強烈主張神學的本色化應有所不同於政治投機主義,更不應該落入意識形態的巢臼。為此,實況化或本土化的神學必須著重「道成肉身的過程」。11 當代日本神學家小山晃佑(Kosuke Koyama)憶及黃彰輝曾告訴他:「福音必須實況化於文化中,然而它也必須將文化實況『福音化』。道成肉身就是實況化的終極事件。換句話說,福音總是一個絆腳石,而且沒有任何一個實況化的過程可以全然代表或涵括福音的動態本質。」12

※ 以世界為取向的教會使命
  自然而然地,黃彰輝所主張的「以世界為取向的教會使命」(world-directed ministry),將他帶向了政治的領域。事實上,自1950年代末期起,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就開始以懷疑的眼光視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台灣人意識和情感」的重鎮,而不久之後所有的緊張都指向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否任何相信耶穌基督的人都應該是一個反共產主義者?」更尖銳的是,整個衝突的焦點開始環繞在「是否該讓以共產政權為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這個議題上。在這敏感的時刻,長老教會所歸屬的普世教協公開主張應該讓中國加入聯合國,因為確信只有當中國這個帶有強烈不可確定性的霸權國家加入國際組織時,國際社會才有可能加以規範。也因此,長老教會遭受到國民黨政權前所未有的壓力,要求她退出普世教協。她也被迫在1970年正式宣告退出。然而,通過黃彰輝的中介角色,普世教協也深深了解台灣教會的處境和實情,且延緩作出任何決定,一直到1985年長老教會再次提出申請加入為止。

  在這艱難的政治情勢下,黃彰輝的家人為了安全的理由先於1959年返回英國,他本人則於1965年離開台灣,成為「志願的流亡者」(voluntary exile)。雖然人在海外,他和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林宗義教授於1972年3月19日以共同發起人名義,邀請歐美各地代表二十一名,發起「台灣人民自決運動」(Formosans for Self-Determination),喚起台灣人的自覺意識,並聲援長老教會在台灣所發表的三個信仰聲明。他可以說是該運動的非正式領袖,不遺餘力地在世界各地為台灣人的理想和目標(Taiwanese cause)勇敢地奔走、效勞。他也於1980年與彭明敏等海外知名人士組織、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為台灣推動外交工作,拓展國際關係。13

※ 「呣願神學」
  在普世教會圈子裡,黃彰輝至少有兩個名字,一個是日語拼音的Shoki Coe(這也是他英國護照上的名字),一個是北京語拼音的Chang Hui Hwang,而它們也正好反映了近代台灣人的雙重歷史經驗。有趣的是,在經歷了日本殖民政權和中國外來政權的統治後,他也清楚地確立了「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在他死後出版的回憶錄《回憶與反思》(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一書中談到他的心境:「我深深地涉入在政治當中,因為我是台灣人,因為在我內心底深處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讓我拒絕被歸類在台灣人以外的任何範疇,讓我拒絕接受別人所給予我們的待遇。我有一股深刻的『呣願』(m-goan)、『呣甘願』(m-kam-goan)的感受。」14

  他的「呣願神學」可以進一步用他自己的話來清楚表達:「政治的抵抗(呣願)變成了作為台灣人的最重要部分;而我知道它會繼續存留在我裡面,直到有一天,當作為上帝依其形象所創造之子民的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和尊嚴被每一個人所尊重為止。而那一天正是島內和海外的台灣人所習慣通稱的『出頭天』(chhut thau thiN)——也就是我們將要『歷劫歸來』(come through)的那一天。只有當那一天到來時,我的政治『呣甘願』才能真正除去。」15 此外,他也提到了他「參與政治」的原因:「因為我是台灣人,也因為我是基督徒……前者關係到我的實況(context)……後者則指向我的文本(text)……這正是另一個『實況化』(contextualization)的實例。」16

  台南神學院於1987年8月贈予黃彰輝榮譽神學博士學位,隔年10月28日早上五點他過世於英國倫敦,享年七十四歲。

1.John S. Pobee, "Shoki Coe(C.H. Hwang)", in Ecumenical Pilgrims: Profiles of Pioneers in Christian Reconciliation, edited by Ion Bria & Dagmar Heller, Geneva: WCC Publication, 1995, p.60.
2.以上生平大要摘自黃彰輝牧師的自傳:Shoki Coe, "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 edited by Boris Anderson, Taiwan: Taiwan Church News, 1993, pp.9-94.
3.此段英國的經歷是安慕理牧師(Boris Anderson)所整理而成的,見Ibid., pp. 95-106.
4.Ibid., pp. 107-229.
5.John S. Pobee, "Shoki Coe (C.H. Hwang)", p.60.
6.C.H. Hwang, "Into a New Era Together", in R.M. Orchard, Witness in Six Continents, London: Edinburgh House Press, 1963, p.113.
7.Ibid., p.117.
8.Ibid., p.116.
9.John S. Pobee, "Shoki Coe(C.H. Hwang)", p.61.
10.Shoki Coe, "Contextualization as the Way Toward Reform", in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Emerging Themes, edited by Douglas J. Elwood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80), pp.52-53.
11.John S. Pobee, "Shoki Coe(C.H. Hwang)", p.61.
12."The Gospel must be culturally contextualzed, yet it must 'gospelize' the cultural context itself. The incarnation is the ultimate event of contextualization. This means that the gospel remains a stumbling block and no contextualization can domesticate it. See Kosuke Koyama, "Christ's Homelessness", in Christian Century, 110, July 14-21, 1993, p.702.
13.有關「自決運動」的歷史發展,可參考宋泉盛編著,《出頭天 - 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史料》,台南:人光出版社,1988年。有關FAPA的組織和歷史,可參考《FAPA草根外交:台灣人·台灣心》,台北:公民投票雜誌社,1995年。
14.Shoki Coe, "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 p.234.
15.Ibid., p.235.
16.Ibid., 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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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來自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新使者雜誌 第 64 期 台灣囝仔「性」福嗎?——基督徒看生物複製科技 (30-33頁)
新使者雜誌 The New Messenger  64期  2001年  6月 台灣囝仔「性」福嗎?——基督徒看生物複製科技 64
本期主題:台灣囝仔「性」福嗎?——基督徒看生物複製科技
發行日期:20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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