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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使者雜誌 > 第92期 幹嘛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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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惑之窗
為何大學與基督教越走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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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貞文 (台南神學院講師)
  在中世紀的歐洲,大學在教會的懷抱中誕生。但在實用主義的宰制下,大學的發展與基督宗教越走越遠,連以基督教精神立校的大學都無法倖免。

  在中世紀的歐洲,大學在教會的懷抱中誕生了。在那裡凝聚著探索真理的熱情、敬畏上帝的信心、與尋求智慧的專一。大學是神聖的世界與世俗世界之間的橋樑,也是一個獨立於俗世政權之外的自由思考空間。大學曾經是孕育著時代的良知的地方,也曾是教會改革的動力。

  曾經,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知,而大學,是鍛鍊這樣的良知的地方。曾經,在這樣一個自由求知的空間裡,充滿著敬天愛人的熱情。在大學原創之初,學問與信仰原是分不開的。在大學的自主空間裡,人們探索生命深層的智慧,建構廣博精密的宇宙觀,與超凡入聖的渴望緊緊結合著。但曾幾何時,對於神聖者的敬畏之心遠離了大學的世界,在中世紀敬虔的智慧中成長的大學,離我們非常遙遠。

  讓我們來看看這一切是怎麼演變而來的。
  
知識與信仰共鳴的中世紀大學
  今天我們所稱的「大學」,源自於西元十二世紀時的歐洲。大學出現之前,歐洲知識的傳遞與發展,是在修道院學校與主教座堂學校中進行。修道院的圖書館保存著許多珍貴的手抄書籍,主教座堂學校裡,有思想銳利的學者駐紮。幾個修道院學校聯合起來,傳授文學、醫學、法學與神學的教師們所組成的一個「基爾德」(同業公會),就成為一種新的組織,稱為「大學」(Universitas)。

  中世紀的大學通常有四個學院:文學、法學、醫學與神學。其中文學院可說是其他學科的預備課程,教授「三文」——文法、修辭、辯論與「四藝」——算術、幾何、天文與音樂。學生有了這樣的基本裝備之後,才更上層樓地去學習法學、醫學、神學等專業科目。

  一個中世紀的大學就像個修道團體一樣,是個自治體,最高決策單位是由教授與學生組成的議會(congregatio generalis),君王或封建領主不能去干涉它。但是大學受到教會(教區主教)監督,一個大學的設立,要先經過教宗的批准,教區主教得負責管理教區裡的大學。師生均為獨身的男性,當中有許多人是有擔任聖職的。

  當時的大學沒有校舍,只能利用教堂或租來的房間上課,比較像是一個「托缽修會」,由各地聚集而來的學生有不少人居無定所,貧窮而受看輕,與城市居民發生衝突。1252年,在巴黎才有一個「索邦學院」的誕生,貧窮的學生得以住在一個學院(College)裡面,受導師的照顧,在這樣的共同生活中鍛鍊著思想、信仰與人格。

  在中世紀的大學裡,我們一樣可以看到轉變中的世界與教會的對遇:文藝復興帶來了新的研修科目:古典希臘哲學的作品、古羅馬時代拉丁文名家的作品,開始與原本的主要修習對象「教父著作」同列;希臘文與希伯來文的新知,讓《聖經》的原文釋義開始受到重視;由伊斯蘭世界傳來先進的醫學技術;印刷術的發達更是深刻地影響到傳布知識的方式。

宗教改革由大學開始
  「宗教改革」與基督「新教」的誕生,是由一個大學開始的。

  1517年,威丁堡大學的神學教授馬丁路德,站在大學裡自由論辯的傳統,針對時事裡「販賣贖罪券」的議題,提出九十五條的論題。剛發展到新階段的印刷術,讓學術界裡的論辯文可以大量複製,路德的論文因此能夠遍傳四方。

  在這一種新的媒體的幫助下,神學新思潮走出大學的圍牆,成為一個全面的改革運動。這原本是一個思辨著真理的、純學術性的神學論辯活動,但竟像點燃野火一般地沿燒至政治層面,撼動了社會每個階層。

  馬丁路德與他在威丁堡的同事們,在惹怒了教會當局之後,不但沒有被驅離他們的職位,還能夠一直待在威丁堡,繼續保有一個自由的言論空間,進行神學的論辯與教會體制的改革。因為他們所工作的威丁堡大學,是薩克森的選侯所設的新式大學,不受教會掌控,而是受到君王的保護。

  宗教改革後,歸屬於基督新教的大學,就不再受羅馬公教(天主教)所保護。在新教與羅馬公教彼此敵視的年代裡,羅馬公教所保護的大學,拒絕接受新教的學生,更不可能任用新教的教授。於是,新教的地區紛紛成立自己的大學。新教的陣營並沒有一個像教廷那樣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心,新教的大學多半接受君王的保護,國家的勢力取代了教會的勢力,成為影響大學的學術走向的重要力量。

  十六、十七世紀,各地新設的大學,和國家發展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如萊登大學,就是一個荷蘭獨立後建立的大學,吸引無數國內外學子來學習那時正在發展的自然科學,這個大學,是荷蘭獨立與國際化的象徵。英格蘭的狀況呢?伊莉沙白一世把英國經營成一個強大的海權國家,牛津與劍橋也搖身一變,由哲學思辨之處,成為國家培養秀異人才與官員的地方,師生都得歸屬於安立甘教會,天主教徒不許入學,教授代表則可列席國會。至此,大學已經全面地與國家的利益結合了。

實用主義宰制了新的大學
  啟蒙運動時期,幾乎所有新大學,都是在政府的規畫下成立的。大學已經走出教會的懷抱。雖然在理論上,大學保有發展新知的自由空間,但是政府對大學的管理越來越嚴密,相關的法令也越來越多。

  同時,另外一種無形的鉗制也出現了:實用主義的精神宰制了整個理性的時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精密,人的價值逐漸變成是取決於他的工作力。新的大學不再那麼著重人格陶冶的部分,轉而努力發展著分門別類的專業訓練,為國家與社會訓練「有用」的人材。在實用主義的宰制之下,政府設立了軍事學院,更鼓勵在一般的大學裡設置政治與經濟等科系。哲學和原本享有優勢的神學,逐漸變成冷門學科。

  在基督教裡,這時候出現了敬虔主義的潮流,以熱情的感受力來尋求宗教上的感動,對抗著冷硬的理性。敬虔主義是對過度理性化的社會潮流的反抗,但是,當敬虔的基督教人士在辦學的時候,卻很難逃脫當時理性分工、以實用價值為判準的流行思潮。

  在以基督新教敬虔主義為精神所創立的哈勒(Halle)大學,學問的實用價值顯然地仍高過對超凡入聖的真理的探求。在哈勒的神學院,不再像中世紀的神學院那樣細密地討論教義的真確、或是努力解決邏輯的衝突等,這所新的神學院講究實用的牧會學,而哈勒的醫學院更是與醫院直接連線,以第一線的實踐來學習醫學。哈勒有不少順應時代的新式科目,重視的是專業技術教育。
  
勇抗實用主義潮流
  實用主義對於大學的宰制可以說是一直延續到了今天,但是這當中有不少有識之士對這樣的發展感到憂心忡忡,而興起改革之意。

  在普魯士,洪保德(Wilhelm Humboldt,1767-1835年)強調要讓知識有一個自由的空間與時間來成長,他認為在這樣一個高等的教育機構裡,人們一定要清楚這樣的原則:「知識永遠不是我們能夠全然掌握的,因此要恆常地、不懈怠地繼續找尋。」在這樣的原則下,大學要做的,不是專業技術的傳遞而已,大學教育最重要的乃是「理念」的形成。重要的,是要學會在浩瀚學海前的謙卑態度。

  洪保德的觀念,對現代歐洲的大學影響甚大,幸好有他,大學才不至於淪為一種技術訓練中心。在他主導下成立的柏林大學(1817年)裡,是以新教的神學院為首的巨大研究與教學機構,在人文與科學上都有極多的貢獻。

  對實用主義所宰制的世界進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抗的,是十九世紀的宗教奇人紐曼主教(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年)。他由安立甘教會轉向天主教,非常反對教會成為國家體系一部分。紐曼在1851年奉教會之命籌建都柏林的天主教大學,此後,將宗教教育與大學教育重新結合起來的工作,就成了他後半生的重要志業。

  紐曼認為大學裡的智育應該像在中世紀時一樣,由神學來領導,建立一個整全的、統一的體系。他認為大學教育的重點不應是專業技術的教導,而應是心靈的陶冶。在大學裡要裝備人的良知,要給予道德判斷的能力。大學教育要讓人對那全能的、超越萬物之上的上帝有所認識。

  紐曼在愛爾蘭努力進行大學教育改革時,正是馬鈴薯嚴重欠收,愛爾蘭因饑荒引發移民潮的時期,許多事未能如他所願發展,七年後,他就離開愛爾蘭,回到英國。但是一直到他臨終時,都還努力地思考著他那全人的教育理念,他的論文集《論大學的理念》,一直到現在都是討論基督教大學時,人們必讀的一本書。

實用主義的勝利?
  我們看到,由中世紀以降,大學的發展,基本上是與基督宗教越走越遠,特別是在實用主義的宰制下,連以基督教精神立校的大學都無法獨立於這樣的潮流之外。

  洪保德與紐曼主教的努力,提醒我們大學教育的真正意義,然而,在今天諸多大學競求生存空間的情況下,有多少大學有能力停下發展的腳步來思考呢?

  放眼看看今日大學,在台灣,各個大學爭相想要擁有的秀異特質是什麼呢?政府與私人對一間大學的評判基準又是什麼呢?無非是可以得獎的科學研究成果、足以傲人的硬體設備、人數眾多的學生、對工商經濟的貢獻。今日的大學是腳步快速的職業訓練場所,發展著新奇尖端的實用科系,反應著社會上各行各業的需求,全球化經濟體系在宰制著它的發展。除了通識教育中心,有誰還會去提起大學教育對於一個社會的道德與良知所負的使命?

  實用主義已經徹底宰制了台灣的大學教育。

  雖然如此,筆者還是衷心盼望著,至少可以在以宗教精神立校的學校裡,可以看得見勇抗潮流、培育良知的判斷力與道德的實踐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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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來自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新使者雜誌 第 92 期 幹嘛讀大學? (49-55頁)
新使者雜誌 The New Messenger  92期  2006年  2月 幹嘛讀大學? 92
本期主題:幹嘛讀大學?
發行日期:200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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